一种基于集对分析的课堂教学质量全面评价法

本文运用SPA理论,改进了[1]的工作,认为课堂教学是以学生为对象的一种教学。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应该让学生参加。具体评价方法,则可以采用集对分析中的“同异反”定量分析思路。把“学生评价法”与文[1]中的“专家评价法”和参考“学生成绩”三者结合起来时,可使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合理。为与目前流行的“综合评价”相区别,本文特称其为全面评价法。     

论“雅”

“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用以品评人物风度或鉴赏作品风格,成为一种艺术审美理想和文学批评标准。“雅”是一个内涵丰富又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风尚对“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对“雅”又有不同的诠释,如果把历代关于“雅”的论述加以归纳分析,则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以正为雅和以超逸为雅,实际上也体现了儒道二家的审美理想。刘勰说“雅俗异势”(《文心雕龙·定势》),雅者俗之反,雅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俗之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久而常新的题目,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巨     

同构为美——中国古代美学关于美的心理本质的界说

中国古代美学资料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固以类相召。”人性“爱同憎异”,“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这些是异质同构为美思想的明确注脚;也是中国古代关于美的心理本质的固有思想。它与西方美学异质同构为美的思想异曲同工。究其成因,渊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     

论陈那三支式的逻辑本质——兼与郑伟宏同志商榷

郑伟宏同志在《因明概论》一文(载于《复旦学报》1990年第三期,以下简称“郑文”)中提出:陈那新因明的三支式“还不是真正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它离演绎推理仍有一步之遥”,理由是:“新因明实际上规定:立量之际,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以九句因为基础的因三相中第二、三相也是除宗有法的”,“那么显示第二、三相的同、异喻体也不可能是毫无例外的全称命题,而只能是除外命题。”关于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在北京“藏汉因明学术会”上就有过争论。其实,最先提     

也谈“从…………到…………”结构──兼与张文周等同志商榷

“从……到……”结构,从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谈及起,到现在,虽说看法繁多,但大体上说来,可分为三家;以黎锦熙,邢福义为代表的联合结构说,这一家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黎锦熙、刘世儒为代表的“从”“到”两词为连词的连词说;一类是以邢福义为代表的仍把它们看作是介词的介词说。第二家是以张寿康、张文周为代表的介词结构     

先秦类推谬误理论探析

类推是先秦逻辑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以事物的类同为基础的。类推时如果同异相混,即误把同类当异类或误把异类当同类,就必然会产生逻辑谬误。 那末,什么是逻辑谬误?据J.I.麦基(Mackie)的定义: “谬误就严格意义上说是指无效的推理……但我们把那些与推理有关的错误也叫谬误,当然这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     

从概念隐喻的视角看《围城》中的情感隐喻翻译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基本方式,它是通过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使人类达到认知世界的目的.《围城》中情感概念隐喻及其翻译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证明:基于人类共同的身体经验,英汉两种语言的情感概念隐喻系统有着重叠的部分,英汉隐喻完全移植的实现是翻译过程中求“同”忽略“异”的过程,然而对于那些无法忽略的“异”,英汉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优先概念化”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级跳远中三跳远度比例的黄金分割规律研究

利用文献资料,应用数理统计法、优先法、同异反分析比较法研究半个世纪来中外优秀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三跳远度比例演化的黄金分割规律.发现现代男子三级跳远技术发展存在着三跳远度比例向黄金分割比例0.618逼近的趋势;当代世界顶尖缓三级跳远运动员的第一跳与第二跳远度之和与成绩的比例与黄金分割比例0.618的同一度已达到0.9%,进而提出了男子三级跳远优化型技术的概念;指出三跳远度的理想比例是按黄金分割的0.382:0.236:0.382;我国男子三级跳远运动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主要在于三跳远度比例与三跳远度比例优化要求有较大差距.     

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反封建主义的白话小说。由于表现形式的特别,从发表之日到现在,对它的创作方法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23年10月的《学灯》杂志上,刊载过丫生写的一篇《读<呐喊>》,他将《呐喊》中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多为赤裸裸的写实,活现出社会之真实背影。”一类则“含有不可解说的神秘的理想”。《狂人日记》就被他当作第二类(即神秘主义)小说的“开其端”者。解放后,虽然没有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了,但     

“Пока(не)…”结构分析

“”作为连接词,引出的时间从句有两种意义:第一,表示“当…的时候”,“趁着…(时候)”;第二,(从句通常用连接)表示“直到…的时候”,“直到…为止”,“在…(尚未)…之际”。本文拟对上述第三种用法,即对“()…”结构的特点进行一些分析。 一、在“…”结构中,从句的行为是主句的行为持续的界限,即主句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从句的行为发生,或者说从句行为的发生使主句的行为停止或中断。例如: 1.我徘徊着,直到太阳落下地平线的时     

论转注及其与同源字的关系——与杜桂林先生商榷

杜桂林先生《论“转注”》一文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二期上(以下简称杜文)。该文旨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发扬太炎先生的转注理论,进而探求转注之真谛,揭示转注之谜。作者在《我的转注观》一节中小结道: 一、许慎《说文解字》给转注所下定义是正确的。……如果还要阐发一下,那么所谓“建类一首”,就是“声建一类,类从一首”。(按:“首”谓表声形体之首即声首)所谓“同意相受”,就是用“声建一类,类从一首”之方法所造之转注字意义同源。     

略论苏轼的“诗画异同”说

诗与画,是“本同而末异”的姐妹花。邵雍《诗画吟》曾发挥“诗言志”、“画存形”的传统观念说:“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大意是说,诗歌以语言为媒介,长于抒情;绘画以线条色彩为媒介,长于造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诗就不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画就不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象外。从创作实践看,无论诗人或画家,总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体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技术效果看,无论诗歌或绘画,都是形依情则深,情赋形则显,两者合则兼美,离则俱伤。无怪有经验的诗人和画家,一面注意诗与画同中之“异”,力求扬长避短;一面又注意诗与画异中之“同”,力求取长补短,使诗情画意达到完美统一。     

略论苏轼的“诗画异同”说

诗与画,是“本同而末异”的姐妹花。邵雍《诗画吟》曾发挥“诗言志”、“画存形”的传统观念说:“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大意是说,诗歌以语言为媒介,长于抒情;绘画以线条色彩为媒介,长于造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诗就不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画就不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象外。从创作实践看,无论诗人或画家,总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体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技术效果看,无论诗歌或绘画,都是形依情则深,情赋形则显,两者合则兼美,离则俱伤。无怪有经验的诗人和画家,一面注意诗与画同中之“异”,力求扬长避短;一面又注意诗与画异中之“同”,力求取长补短,使诗情画意达到完美统一。     

中国古代逻辑的推论形式——说

说,作为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当于推论,具有推理和论证两方面的特征。在中国古代逻辑中,人们经常把说与辩放到一起来论述,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又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可见,说与辩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推理和论证在西方传统逻辑中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推理虽然是论证的一种手段,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求知,借用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的话讲,是为了“自悟”,着限于自身;论证的性质则不同,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悟他”,着     

认识犯罪规律,促进刑法思想现实化——对犯罪和刑罚的再思考

我国刑事司法系统在同犯罪行为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公众安全感增强。然而近年来犯罪率仍有上升,1987年我国犯罪率又比1986年增长4%。如何解释似乎是矛盾的事实?这绝不能被理解为犯罪“越打越多”,假定没有这场斗争,犯罪必定更为猖獗。有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仍然有所上升是由于刑罚分量还不够。对这种有一定代表性的看法,需要认真分析。这种看法虽然出于想要在短期内就遏止住犯罪增长的良好愿望,但是它实质上反映了夸大刑罚作用的不现实的刑法思想:刑罚量同犯罪率必成反此,只要加重刑罚,就能减少犯罪,犯罪不降,刑罚则升。如果常此以往,就社会长远利益计,不可能出现良性循环的理想效果。     

关于比较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比较是一种很古老很常见的认识方法,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别同异”。同,是寻求诸种事物间的共性或普遍性;异,是把握各种事物的个性或特殊性。比较方法很早就为中国古代哲人所注意。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上)“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都包含着比较的意义。而比较方法之用于哲学史,诸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班固《诸子略》,都可以作为典型的例证。这些篇章“辨章学术,考据源流”,评论诸     

德国古典哲学外延逻辑批判的总线索

以三段论为基本模型的形式逻辑推理被指认存在着两项弊端,一是默认大前提中的知识内容先天为真,二是默认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先天为真.在通常的见解中,人们习惯于分别指出这两者的存在,但并不探讨两者的内在联系,仿佛它们是漠不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这种看法相反,我们强调将两项弊端看作同一弊端——脱离内容而进行推理的弊端——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德国古典哲学逻辑学改造的根本线索.近代哲学创始人与德国古典哲学家进行外延逻辑批判的路径既有差异,又是进入这一线索的钥匙:培根和笛卡尔“绕过”对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反省,单纯进行形式推理大前提批判;从康德到黑格尔则“围绕”形式逻辑同一律,通过引入推理前提内容的产生及真理性考察来实现对两项弊端的共同批判.具体来说,康德的批判途径是在传统逻辑与先验逻辑之间“划界”,费希特和谢林是以“自我=自我”扬弃“A=A”,黑格尔是以“具体的同一”扬弃“抽象的同一”.培、笛二人与德国哲学家的最终目的一致,即为科学奠基,说明和寻找知识的创生源泉;路径则是不同的,只有后者才更为准确地达到了目的地,进而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逻辑基础.     

《庄子》与柏拉图《对话集》美学思想之比较研究

《庄子》的思想对我们民族的美学、艺术思想影响深远。柏拉图的《对话集》则开启了西方两千年的美学及文艺思想的长河。将这样两个思想体系放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因此,就此做些“平行”的比较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把握它们各自的特点与价值,也有助于我们对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我主要就以下两方面进行比较:一是美的本体论方面及由此而来的艺术观;二是审美观照方面。     

巧除家中污垢

五花八门的“新消费”正以锐不可挡之势闯入人们的生活——“周周跌”市场一台全新的飞利浦榨汁机,标价为310元,大约只是市场价的60％。如果在寄售的第一周内无人问津,那么到第二周它的价格会自动跌去10％,依此类推,直到被售出或     

由大一、浑沌说礼——兼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大一”、“浑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大一”或作“太一”、“泰一” ,实与“道”、“一”及“太极”同物而异名。“大一”主要指向自然 ,属天道 ,是关于宇宙本原的概念 ,而最终演化为天帝 ;“浑沌”由“大一”而来 ,则主要指向人类社会 ,属人道 ,是关于社会本原的概念。并最终演化为人 (皇、黄 )帝。人类社会乃由浑沌为始 ,一步一步分别 ,一步一步开通。分化浑沌 ,则男女有别 ,是礼理出 ;告别蒙昧 ,则排除血婚 ,是礼事现 ;战胜野蛮 ,则夫妇定位 ,是礼形生、礼器成。而随着君臣有正 ,上下、贵贱、等级有分 ,则礼制确立。于是中国历史由浑沌 ,而三皇 ,而五帝 ,终于实现三代文明。总之 ,礼生于分别 ,成之文明 ,礼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