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从诗歌的当代命运看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

新诗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诞生的。由于肩负着启蒙民众的使命 ,新文学建设者毅然抛弃旧体诗词 ,倡导白话新诗 ,为使诗歌从文人走向民间做出了可贵的努力。然而在否定传统 ,走“西化”道路的过程中 ,新诗却在两个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诗代替旧诗 ,淡化了中国人特有的诗性思维及诗意人生态度 ;白话取代文言 ,削弱了汉语独有的形象美感及文化底蕴。这种扬西方艺术之短而弃自己艺术之长的后果 ,使新诗历经百年而命运坎坷。由此 ,我们不能不对新文学运动的负面影响加以反思     

论中国现代诗歌音乐性的转变

现代中国诗歌的音乐性是一个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对它的探索不应仅限于形式方面 ,实质上 ,因为现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状况 ,它往往负载了更多的思想内涵。先驱者建构现代新诗独立形式体系 (包括新诗的音乐性问题 )的尝试和努力 ,无疑为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中的雅俗之辩

雅与俗这一对美学范畴是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的一个重要议题。新旧诗人围绕诗歌的风格取向、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读者的接受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抗辩。当新诗人群体以平民代言人的姿态,高举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体代替格律体的大旗,对中国诗歌的崇雅传统进行批判和解构时,旧诗人群体则以抗辩的立场不断对其进行反拨和纠偏。与此同时,新诗人群体内部也在不断调适和修正自身的新诗立场与写作姿态。五四时期新旧诗人围绕中国诗歌的雅俗问题进行的论争,不仅成为中国新诗品格建构与重构的动力之源,同时也推进了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为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在新旧雅俗之间寻求艺术平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戏剧化"、"意象化"与"声情化"——中国新诗音节理论的历史重构

从系统的功能化角度来看,新月派的“声情化”与现代派的“意象化”、九叶派的“戏剧化”一样,也是新诗为进一步提升汉语白话的表现力、克服自身早期“直白化”缺点所做的重要的功能性的自我调整。“声情化”的提出,符合新诗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新诗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新诗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重要体现。     

现代歌词与中国新文学

早于白话新诗出现的现代歌词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20年代的艺术歌曲,到30年代的抗日救亡歌曲,再到三四十年代发端于上海的流行歌曲与成就于延安的主流歌曲,歌词艺术在创新中形成更新的传统和获得独立的发展。现代歌词突破了传统,完成了向文学现代化的转变,并以它的通俗化特征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文学革新的思想理路与艺术取向。歌词在经过了运动的过程性之后,显现出了经典性的存在,应该建立起独立的本体性价值体系与坐标。     

"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界革命"新名词"的运用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所做的一种词汇选择;虽然它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新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密切了诗歌与近代中国思想现实的联系.     

新诗“题词”：不容忽视的伴随文本

不少现代新诗都附带“题词”——一本诗集、一首诗、一节诗之前所引的诗句或言辞.这是新诗独有的标记,但长期被研究者忽略.作为伴随文本,题词具有一种文学与文化建构的功能:在拓展与丰富现代自由诗形、衍射与规约文本意蕴、呈现与记取多重文化资源等层面实现了对现代诗学的建构.它在新文学“欧化”潮流里诞生与繁盛,在文艺“大众化”、回归“民族形式”、清理“五四”文学遗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迅速凋零,与新诗、新文学的走向基本一致.加之题词自身有着多副面孔,兼具“副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等多种伴随文本的特征,具有很大的容量和延展性,不容忽视.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诗坛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诗坛刘鑫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世纪末的回首中国的新诗自胡适的《尝试》始，迄今已历大半个世纪。新诗之为“新”，确是名副其实；它不是出自古老的传统，而是诞生于传统的断裂处，诞生于中国与世界、古老与新生的冲突中。新诗的成长与现代汉语的成长、...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

中国新诗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了传统所谓的“中外诗歌交流”，除了像胡适、周氏弟兄等人的尝试的热情之外，现代传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它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作为文学之一种，新诗全面参与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也属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建构的重要部分。而且，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转化过程中，诗歌本身就是变化最为剧烈的文学类型，它理应对社会变动带来的刺激作出最为新鲜和强劲的反应。大众传媒的兴起恰恰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为重要和鲜…     

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

韵律是中国现代诗形式的重要质素,对现代诗韵律的探索,诗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二是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诗应有音乐美的主张,三是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纯诗”理论的音乐本体观,四是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无韵自由体主张。在现代新诗的韵律观念的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新诗歌谣化的趋势,而戴望舒和艾青对无韵体的倡扬其实是对中国现代新诗自由精神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