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

在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影响这个最优规模的大小;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资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促进作用。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农地确权、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基于2016年江西省7个地区13个县(区)140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细碎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提高农地产权排他性能力直接促进,而且通过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间接产生正向影响。为此,要继续推进并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充分发挥确权的积极效应,防止传统确权方式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     

土地权利、经济收入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激励 ——以四川什邡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对比分析为例

在农户收入多元化背景下,以实地调研问卷为基础,对比分析四川和新疆农户将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的差异,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户家庭自身拥有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随着农业经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导致土地产出对于农户的重要性程度下降,进一步使得土地产权激励作用下降,是农业生产出现徘徊的根本原因.因此通过降低务农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边际收入差,农户倾向于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培训能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吗?——来自12省2340个农户的证据

在“土地抛荒”和“毁约弃耕”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信心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12省(自治区)2340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业生产培训对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培训对大规模农户和高教育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且仅对于高收入农户以及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展性分析发现,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计划经营规模.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产培训,而且培训中应考虑农户和地区差异.     

从经验积累到分工经济:农业规模报酬递增的演变逻辑

传统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这不仅与主流经济学的内生技术进步和“干中学”等理论概念不符,也无法解释传统小农社会的“精耕细作”和现代农业分工带来的农业增长。文章通过拓展Arrow和杨小凯构建的“干中学”理论模型,分析了无外生技术进步情形下,传统小农社会和农业分工阶段的农户是如何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要素配置结构,实现“干中学”过程中的农业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表明：（1）当不存在农业劳动力刚性约束时,农户在租入农地或提高农作物种植频率以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的过程中,“干中学”会改善劳动生产效率并提高农业规模报酬;（2）进入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加速阶段,农业劳动力刚性约束会使得农业规模报酬从“干中学”诱致的递增阶段进入递减阶段;（3）为克服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农户会自发参与农业分工,由此加速农业“干中学”和提高农业专业化程度,并诱致农业规模报酬递增。研究表明,农业并不是一个低效率的被动的产业。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多维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是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34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一步法”随机前沿函数（SFA）从总产值、亩均产值、劳均产值三个维度检测了有/无农地流转两类农户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并检验了影响两类农户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农业劳动力质量、土地规模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农地细碎化程度、农地离城镇的距离对技术效率则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等政策建议。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

农地产权结构的变迁对农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而农地经营规模又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然后利用1983—2015年全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机制。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的排他性的增强对农地经营规模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农地产权结构中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的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直接作用,同时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效应。此外,不同区域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谁在种地 ———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

农业劳动力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首要因素。文章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描述了农业劳动力的现状及其对农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趋势严重,依靠妇女和老年人对土地的感情难以维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而由此导致的农业粗放经营、复种指数降低和撂荒现象,成为我国农业安全的潜在威胁。认为,为解决上述问题需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业、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并建议国家启动＂农业后继者培训工程＂,培养大批新型的职业农民,从而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劳动力基础。     

农户选择低碳农业标准化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农户的调查

低碳农业标准化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固碳减排的有效途径。以四川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农户典型调查数据为依据, 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参加低碳农业标准化培训、售卖时价格有保证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对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标准化生产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加强低碳农业标准化培训工作, 完善农产品价格信息系统和形成机制及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等实施低碳农业标准化的对策。     

家庭经营的弹性结构与渐进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实践

现有农业现代化研究强调农地规模经营指标,将农民视为被动的主体,忽视小农户的发展权益,倾向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实际上,农民是以制度变迁中能动主体的身份参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根据资源禀赋灵活选择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和家计安排模式,这使农业家庭经营呈现出丰富的实践内涵,形成一种弹性的发展型结构。受这种弹性的家庭经营影响,一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保障”的统分结合的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践模式正在加速形成。适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速度与有序推进的服务规模化水平,使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能够兼顾小农户的发展权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成果的深远影响。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劳动力转移下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基于1986-2005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为基础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运用1986—2005年的数据,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结合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农业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于: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使农业生产初具规模,农业机械使用增加,显著地推动了农业经济增长。第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土地出租短期化,土地改良投资小,化肥施用量大大增加,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土壤肥力下降,引起了农业产出下降。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和效应探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带来了较大的影响:1.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县域内的农业机械化,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2.劳务经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3.劳动力流动提升了人力资本,孕育并诞生了一大批农民经纪人;4.流动让一个由"打工仔"建立起来的消费型城市快速发展;5.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自2005年以来,随着河南省农业税的全面减免、政府各项补贴的发放和逐渐增加,农民土地收益不断增加,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意愿,这势必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为此,国家应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自愿、无忧地从农业和农村中永久性地转移出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进一步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让农民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以增加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可能性和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