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长沟村妇女状况调查

本文报告的是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丁家塘乡长沟村妇女状况的调查。报告通过对长沟乡妇女家庭物质状况、教育、文化生活、健康状况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意识等的调查，说明了当前部分贫困地区农村妇女脱贫致富问题的重要性，并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脱贫致富的具体途经进行了探讨     

从生育行为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基于江西X村的研究

通过对农村妇女生育行为及其家庭地位的个案访谈,发现从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主要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她们的家庭地位.即生育行为与妇女的家庭地位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包括妇女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性、知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途径也变得多样化,其中,增强农村女性自身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国际合作结合项目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日本合作的国际合作结合项目 (IP)在中国部分农村的实施 ,对农村妇女产生了多方面的有益影响 :项目以妇女为中心 ,开展宣传教育和知识培训 ,增强了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开展计划生育 /生殖保健优质服务活动 ,提高了妇女的健康水平 ;促进农村妇女转变婚育观念 ,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农村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得以提高 ,独立自主意识得以增强     

辽宁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影响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妇女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代际教育传承,而且也影响着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取得.利用实地调研资料,从收入占比、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经济决策权和家庭经济自主权四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农村妇女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家庭中经济地位越高.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对家庭收入进行管理比重基本在40%～50%之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妇女对收入支配权、消费决定权、财产优先使用权、对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之间随教育程度呈稳定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对经济决策权的影响越大.从决定从事何种生产、决定购房或盖房及选择地点面积的权利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决策权越高,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也越高.因此,把农村妇女教育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创造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农村女孩完成义务教育,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子女数量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维度实证研究具有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照料帮助、地区效应等变量外,子女数量依然严重影响农村妇女的非农收入。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增加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收入是多个子女家庭的1.57倍;多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非农收入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低14.27～16.14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12.61～13.34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子女,农村妇女非农收入下降8.7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7.3个百分点。     

试论新时期与新时代农村妇女的“超半效应”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时代激励妇女奋发崛起的革命话语之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妇女在农村常住人口中的影响超半,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责任超半,在农村家庭建设中的担当超半,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贡献超半,其作用由毛泽东时代的“半边天”向“超半效应”转化。新时代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大力推进、科学种养技术的广泛推广,为农村妇女进一步发挥“超半效应”提供了文化基因、时空条件和科学支撑。新时代对农村妇女发挥“超半效应”提出了更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农村妇女素质和能力的提升要求又对时下乡村振兴提出了提高活动密度、增强培训效度、提升关爱程度、加大参政力度等内在需求。     

彝族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以云南省直苴村彝族为例

云南省永仁县直苴彝族地区,以家庭经济为核心的生产组织形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社会结构、经济因素以及婚姻习俗、家庭观念、宗教观念等众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建构了历史上彝族妇女的被支配地位。随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对这一地区的渗透,经济因素上升,彝族妇女的家庭地位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法律保障研究——以妇女参政为视角

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之重要标志。文章以妇女参政为视角剖析了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处于弱势地位及边缘化状态之诸多因素:性别中立立法、选举程序欠规范和公正、女性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性别文化歧视、传统制度惯性及惰性等。为保障农村妇女参政权益,应完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妇女候选人及妇女委员的具体比例。     

闲暇消费中的妇女与村庄秩序——以鄂西北化村为例

在以机械化与化学农业为主要手段的生产方式下,农业劳动不再是耗时耗力的活动,农民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闲暇。在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村庄,闲暇消费成为村庄活动的重要的内容,而妇女在闲暇消费中的关系建构与享受态度,使以闲暇消费为中心的＂圈子＂成为新的村庄核心关系,由此改造了村庄中的关系结构、整合机制与村庄秩序。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参政研究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以等级次序为准则的封建社会,男女性别及地位差异在"夫为妻纲"的规范之下愈益强化.这一突出的社会性别文化给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应该通过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来不断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     

素月清辉:客家文化传承的隐形力量

客家妇女普遍贤劳,承担着维持家庭生产生活及日常运作的很多责任,在琐碎的日常活动中承载文化、传承文化。本文选取四川客家聚落中的客家方言、传统习俗、家庭教育三个维度进行了考察与论述。本文认为,虽然,现代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明显提升,但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对其文化传承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妇女发展——专题笔谈辑录（共7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性别平等与村规民约的调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和体现了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目标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把中国的改革聚焦到农村。农村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妇女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农村妇女发展是衡量新农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反映着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和程度。探讨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农村妇女的进步与发展,分析农村妇女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对于促进农村妇女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期所刊发的一组笔谈文章,主要从性别制度、性别平等、农村妇女主体地位、农村妇女社会角色、留守妇女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关注农村妇女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献策献力。     

素月清辉:客家文化传承的隐形力量简

客家妇女普遍贤劳,承担着维持家庭生产生活及日常运作的很多责任,在琐碎的日常活动中承载文化、传承文化。本文选取四川客家聚落中的客家方言、传统习俗、家庭教育三个维度进行了考察与论述。本文认为,虽然,现代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明显提升,但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对其文化传承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日本农村妇女创业及支持政策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农村妇女突破传统的单纯从事农业劳动的局限,以挖掘自身潜力、体现自身价值,提高个人和家庭农业收入为目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业活动。日本农村妇女创业的主要特征是个人创业活动与家庭和地区关系密切,妇女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妇女创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妇女个人的努力,也得力于日本政府在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基础设施的完善、营销策略指导等多方面的支持。日本的经验表明,农村妇女完全有机会进入农业价值链的顶端,深入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但需要国家在促进农村妇女充分公平的经济参与上起主导作用,采取相应对策和创造妇女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助推妇女走向市场。     

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

女性、民俗和政治,三者并不仅仅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时空中彼此嵌入并有着明确指向的研究课题。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在民俗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渠道中参与村委选举、监督征地利益失衡、培育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实践了一条独特的"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实质是城镇化带来的"民俗生活的政治化",女性民俗的社会理性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转型农村社区妇女生活"新传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引导"女性民俗"于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功能,这将是推进"社区善治"理想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论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的实现

妇女参政议政是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治参与仍处于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状态,存在政治参与意识弱,政治效能感差的现状。针对这一现状分析了在村民自治中阻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权利实现的诸多因素,并提出了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的对策思考,以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农村妇女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资源、权力、责任——参政妇女的家庭地位考察

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与其家庭及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参政妇女在家庭中的资源拥有、权力享有和责任承担状况,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妇女的家庭地位与妇女参政的关系.通过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与男性相比,参政妇女拥有的家庭资源较少、享有的家庭权力较低,承担的家庭责任较重,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依然没有打破.但是,与普通妇女相比,参政妇女拥有家庭财产资源的比例更高、家庭事务决策权更大、承担的家务劳动负担相对较轻、获得配偶支持的程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