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近代以来日本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缩影。近代以来日本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家庭规模减小 ,核心家庭比率上升 :直系家庭基本保持不变 ,单身家庭异军突起 ;直系家庭与核心家庭并存 ;家庭生育功能降低 ;教育功能提高 ;消费功能大大增强 ;赡养功能削弱。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日本家庭制度的变化既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制度演变一致的方面 ,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的民族特色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经济及家庭地位的影响——以湘西山区的三个行政村为例

对湘西山区3个行政村进行个案研究,发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的经济及家庭地位会产生影响.妇女在参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与妇女地位的高低呈正相关,但对妇女承担家务劳动影响不大.     

农村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

女儿参与赡养娘家父母已经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通过对强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性质的变迁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家庭的变迁路径是一个宗教性弱化、社会性弱化和生产性改变的过程,这导致家庭逐渐朝向单纯的生活单位转变。家庭性质变迁在形成儿子养老危机的同时,也释放了女儿的养老潜力,从而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过程的新现象。同时,在激烈的变迁中农村家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韧性,这构成了对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结构性支撑,并给予了行为主体实践能力发挥作用的博弈空间。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儿子和女儿的实践能力对比和行为取向共同发挥作用,一起塑造了当下“共同赡养、儿女分工”的新型家庭养老秩序。     

村庄权力结构间的博弈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在农村社会建设过程中,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经营体制也日趋完善,农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农村体制不完善,农村权力结构之间的失衡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对农村社会公正造成了负面影响。     

新时期中国妇女家庭角色的变迁

文章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所发生的急剧转型对妇女传统家庭角色所造成的冲击、新时期中国妇女家庭角色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妇女家庭角色转变的主要特征等几个方面,集中论述了新时期中国妇女的家庭角色上所发生的重大变迁,并对此现象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家庭功能弱化与外化下家庭发展与政策选择

家庭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弱化与外化,这与家庭需求的满足之间产生冲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继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如较为熟知的养老问题与家庭情感问题。基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情况,提升家庭发展能力需要积极构建外部环境,给予家庭外部力量的支撑,应当充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发展经验,将家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公领域”来建设。政府需要把握我国家庭发展趋势,切实转变自身职能,实现制度管理创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优势,解决政府在家庭发展上的缺位和家庭服务机构“碎片化”与“松散化”问题,最终实现增强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的。     

家庭信息化与生活质量

因特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现和长足发展正在或将要对人类家庭功能产生深刻的影响。网络技术对家庭生活影响的研究也成了一个颇具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论域。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家庭信息化的概念,强调了家庭信息化的主要表现特征,论述了家庭信息化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家庭信息化与生活质量

因特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现和长足发展正在或将要对人类家庭功能产生深刻的影响。网络技术对家庭生活影响的研究也成了一个颇具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论域。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家庭信息化的概念，强调了家庭信息化的主要表现特征，论述了家庭信息化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论建国以来我国婚姻制度的创制与变迁 ———《婚姻法》与中国妇女家庭社会地位的变化

婚姻制度与规定婚姻制度的《婚姻法》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创制、执行与之后的历次修订,促进了中国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提升了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实现了男女的和谐互动,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这个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的不同步性——制度设计可能超越时代,成为引领时代进步的旗帜,促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滞后于社会进步,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而发生改变,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     

消逝的农业与并未消逝的村庄

中国的农村因为城市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根据对北方农村YGZ村的一些记忆和调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消逝的是农业生产活动,并非村庄本身.观察表明,YGZ村依然保持着小农经营模式,只是其粮食生产已经淡出了主营生产活动范畴,与农业产品转变和土地调整、城市建设以及粮食价格调整等有密切关联.务工经济已经在村民的尝试中形成主体发展形式,走出农村,在“城市”的机械式的部门生产中投入汗水、赚取财富;但与空心村不同,该村村民并未放弃土地,干中学、干中试,不断探寻着自己的生存道路.而时至当下,YGZ村村民或将又需要面临一个新的选择.该村庄的未来在哪里？仍需要研究不断地追问;遵循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从典型事件分析出发依然是后续研究展开的有效手段.     

婚姻伦理变迁与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

以往关于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较少从婚姻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基于实地调研,从婚姻伦理变迁的视角分析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其一是社会性价值的衰弱。部分农民从过去的"要脸"变为现在的"不要脸"。社会性价值的弱化减少了离婚的外在约束力。其二是本体性价值的衰弱。过去农民是为了他人(家庭和子女)而活,现在则是为了自己而活。本体性价值的衰弱减弱了农民维系婚姻的动力。其三是农民的行动取向发生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变。个体本位的行动取向不利于婚姻关系的维系。其四是农民的消费观念也相应地从"禁欲主义"转变为"享乐主义"。享乐主义的消费观容易使农民夫妻对婚姻产生失望,进而危及婚姻的稳定。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的婚姻伦理发生了变迁。婚姻伦理的变迁不仅减弱了农民离婚的障碍,还弱化了农民维系婚姻的动力,增强了农民走出婚姻围城的动机。     

新疆城镇少数民族家庭观念的变迁

家庭的变迁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窗口,历来是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以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信息化、科技化、流动性为背景,比照全国在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等方面呈现出的总趋势,分析考察了新疆少数民族在家庭发展方面的变化和表现。     

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的根源及对策——以广西为例

农村家庭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离不开农村家庭的参与,但目前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构成了挑战。以广西为例,在分析农村家庭与社会环境互动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根源是家庭成员对家庭资源的竞争性分配,应从家庭建设、政府角色和资源整合三个方面寻求解决途径。     

农村初中生人格特征、家庭功能与 心理弹性的关系

使用问卷测查了初中生的人格特征、家庭功能和心理弹性的状况,以探讨其人格特征、家庭功能与心理弹性的现状以及三者间的关系。主要结果显示:留守是否对初中生的人格特征、家庭功能与心理弹性均存在显著的影响;农村初中生的人格特征、家庭功能作为内外两个因素与其心理弹性关系密切。     

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生活满意感关系研究

家庭是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环境。目前学界主要侧重于考察家庭结构与大学生生活满意感的关系,而对于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生活满意感的影响却鲜有深入探讨。通过文献梳理、定性与定量研究可知：家庭功能包括家庭沟通、互动协调、情感联系和家庭冲突等四个维度,它对大学生生活满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虽然大学生们总体感觉家庭功能良好,但相比较而言,大学生生活满意感状况却不甚乐观。因此,高校和学生家长应建立联动机制,不断完善家庭功能,以提高大学生生活满意感和幸福感。     

家庭危机与学校德育功能的拓展

家庭危机的根源在于家庭与社会的恶性互动.在家庭危机的演变过程中,家庭教育的功能受到削弱,学校德育在未成年人良好思想品德育成中的地位提高;学校德育必须加强和改进情感慰藉和行为矫正功能,发展和完善解释功能和预防功能,才能应对家庭危机的挑战.     

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华北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发生了缓慢而广泛的变迁。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普遍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开始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虽然这种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但它为以后妇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青少年疏离感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通过对875名初一至高二学生的问卷调查,探讨了青少年疏离感发展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最高,其次是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最低。（2）高中生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在每一年龄段内,疏离感随年级升高而增强;但青少年疏离感性别差异不显著。（3）家庭功能中的角色、沟通、情感反应和情感介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疏离感,问题解决和行为控制对青少年疏离感的预测不显著。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流动家庭的形成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32个农民工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制度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流动家庭的形成。分析发现,制度变迁为农民外出流动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流动家庭是制度变迁的产物。面对机会与可能,农民家庭作出了让家庭成员外出流动的决策,流动家庭的形成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