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遗矢”一词再说几句

七月间我给本刊写过一篇短文,对毛主席《送瘟神》诗中“遗矢”一词,作了一些解释。最近读了本刊第九期《“人遗矢”“鬼唱歌”解辨》一文,对我的解释认为“牵强附会”而又“文内自相矛盾”。我想先就这些指责进行辩解,最后也对这位作者的训释提些意见。     

一个被河惯坏的野孩子和他的一系列社会角色——也评《北方的河》

正如数学中同一方程式可有多种解一样,文学里同一篇小说也能够有若干种阅读模式。我想,这对于倡导“齐放”和“争鸣”的当代文学来说,应是十分自然的事。青年作家张承志的获奖作品《北方的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不少的评论。有意思的是,大概出于对以往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厌弃,批评界一下子偏向另一边,将目光只凝聚在此作     

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情感的朦胧性和文学的模糊性

一个作家是怎样进入创作过程的?无数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它往往是由于情感的推动。屈原为什么作《离骚》?司马迁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平也。”《水浒传》是怎样创作出来的?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可见《离骚》和《水浒传》都是作者强烈的感情驱使的结果。当代一些作家也有与此相同的创作体验。曹禺说他写《雷雨》时,“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杨朔写《三千里江山》时,也是“感情逼迫我要去描写他们,     

茅盾早期社会和革命活动拾遗

<正> 1962年11月14日,茅盾在与笔者谈话时说:“我在年轻时也曾想做个革命家,革命家没做成,才做了作家。但即使做了作家,也没有写出多少真正成功的作品来。”(《“源泉艺术在民间”——茅盾谈自己的创作》,见《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6期)后来他在与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纳谈话时又说:“因为我没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所以才当了作家”(见《光明日报》1981年4月25日)。这些话除表现出茅盾的谦逊美德外,也说明茅盾在青年时代,确曾努力参加社会和革命活动,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他的社会和革命活动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对茅盾     

浅谈吴荪甫形象的塑造——《子夜》艺术琐记之一

茅盾在接见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纳时,曾就《子夜》在他的作品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很难说《子夜》在我作品中占什么地位……或许要说:在我写民族资产阶级的作品中, 这本大抵是最全面、最丰富的……评论者有认为《子夜》是我的代表作,以我三十年代的作品而论,那是这样的。这也差不多是我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子夜》这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真实地形象地描绘出中国三十年代初期社会生活的风貌,时代的特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阐明了“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的殖民地化了”的深刻主题。无论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子夜》在茅盾写民族资产阶级的作品中,所以是“最全面、最丰富的”,自然有许多因素,而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民族工业家的典型,我想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     

走出象牙之塔,重返历史之流——略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最早是1986年由张隆溪介绍到中国来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他认为解构主义不容易讲清楚,其原因在于它本身就不清楚,或者说它本身就反对清楚。此说一出,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之上就仿佛笼罩上层层魔障妖雾,令人望而怯步。即便后来国内偶有人谈及,也都离不开“晦奥艰深”、“文风艰涩”、“繁琐枯燥”等字眼。有人干脆直截了当地说:“解构文本对不惯此道的一般读者,几乎无异于天书。” 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美国文学批评家大卫·诺维兹就认为:“要想阐明解构主义的实质是非常困难的,要想阐明解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则难上加难。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内部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根本就没     

论金岳霖的悖论思想

金岳霖先生对自相矛盾和悖论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与逻辑学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相矛盾（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悖论）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给人以启迪的思想。然而他却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悖论我就不懂。”①其实，这是他谦虚的说法。早在20年代，他对自相矛盾和悖论问题就有认真研究，并发表了《论自相矛盾》。几年后，他觉得自己的意见已经改变，《论自相矛盾》“那篇文章不妥当的地方不少”，需要再作进一步研究。于是，1932年初，他发表了《思想律与自相矛盾》，深入探讨了自相矛盾和悖论问题。1933年…     

诗人们的诗人:关于校园诗人写作的一次个案分析

我的这个题目来自“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之一,《作家们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谈创作》。这本书的书名是想表明,在其令人叹服的写作中,因为广泛地涉及到神秘的东方宗教与玄学,时间轮回的哲学内涵,镜子、图书馆的象征意义等等,博尔赫斯几乎成了作家们的作家,成了作家们分析研究和学习模仿的对象。在这里我借用《作家们的作家》这本书的书名,是想看到,我们的校园诗人们在学习和模仿什么样的作家(包括诗人),究竟是哪些大师级的人物在引导他们上路,然后,结果如何。这种考量之所以可能和必要,是因为,在校园诗人的写作中,跟乡愁和情愁(爱)…     

大人国源流考

<正>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描写了“大人国”、“小人国”的精彩故事,殊不知这种“大人国”、“小人国”的传说,不仅西方有,而且中国也有,在《山海经》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臂。有小人国,名靖人。”《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大人,坐而削船。”《大荒北经》:“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漦姓,黍食。”《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大     

关于“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的问题

在《文艺报》1992年2月1日的“文摘”栏内,读到一篇摘自《社会科学报》的短文,说是我正在“提倡‘学者作家化’,认为有助于打通理论和创作的‘壁垒’和界限,使理论和创作在相互沟通中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其实我从未公开提倡过“学者作家化”这个口号,因此想在这里稍作澄清和解释,以便消除误会.还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表对这个问题的一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两结合”创作方法自古已有

《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刊登刘溶写的题为《两结合创作方法自古已有,革命浪漫主义不应忽视》一文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虽是两个流派,但二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文章列举我国浪漫主义作家屈原、李白,郭沫若和现实主义作家杜甫,关汉卿等人的作品情况,同时认为,现实与理想是一切文学作家必具的两个因素,不过不同的作家对现实与理想各有所偏重罢了。文章说,从文学作品的实际表现来看,现实主义的创作不能机械地照抄生活,而必须依据主观要求有所取舍,因而不可能没有理想成分;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想象,也不能随意地纯凭臆造,必须向客观存在寻求题材。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曾提到:“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酌奇而不失其真”意近浪漫主义;“玩华而不坠其实”就有点现实主义的意味。清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他所说的“理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     

“虚化”的哲学及其理论价值──评《艺术构造论》

“虚化”的哲学及其理论价值──评《艺术构造论》王杰《中国作家》１９９３年第ＺＭ发表了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行为艺术｝），对行为艺术这种反常的艺术表征方式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作家写道：我想这样一来，每个人对世界的一切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都找到了最为恰当的理由...     

伟大也要有人懂

去年，王一川等先生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给一些小说家“重排座次”，选了九位作家为大师，依次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①这件事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对此，我也愿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时贤。首先有一个问题，即作家可不可以进行比较？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地位的高低，影响的大小能不能有等差的论定？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有的作家认为：“作家是无法比较的”；②也有的作家表示：“我反对这种提法。这种排名本身就存在偏颇。作家的作品各有风格，不能用一种标准去强求。”③…     

说"伧气"——从一个角度谈翁方纲的诗论与创作

清代学者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以编排严谨、评点精当著称。除人们所熟知的“肌理”说外,《诗话》更提倡雅正的诗风,批评了孟郊、陈与义、杨万里等人诗作中暴露的粗鄙、狂悖之气,表达出当时正统诗人的审美观。而对照翁方纲本人的《复初斋诗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也收入多篇带有“伧气”的作品。这种批评与创作的自相矛盾,说明理论方面的指导难以根除诗歌写作中的败笔,诗的品格更多地与诗人本身的气质有关。     

诗与苦闷

一文艺活动似乎与苦闷有不解之缘,要不然中西文论何以不约而同地大谈文艺与苦闷的关系?虽未有反过来说欢乐的人不会创作的,但“愤怒出诗人”这句千古名言却无人置否。《诗经》中早有为表达“忧”“哀”的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表白。司马迁更明确指出《诗》三百篇“皆意有所郁积”,“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后,“发愤著书”就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创作心理学的命题,绵延不绝。虽也有反面的     

“盗跖思想”辩

在“四人帮”横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抛出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任意捏造了一个“柳下”跖,用以影射现实,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这不但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学术上也是荒谬绝伦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工作者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他们在“盗跖”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当然也应予以澄清。现在虽然不会有什么人相信“四人帮”所宣扬的“盗跖”和“盗跖思想”,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庄子》中所说的“盗跖思想”,其中有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内核。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想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略论滕子京对岳阳文化建设的杰出贡献

北宋庆历年间,滕子京谪守岳阳,重修岳阳楼后,给范仲淹写了封《求记书》,提出了自然景观必须与人文精神想结合,才具有深沉的文化底蕴的园林建设理论,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没有《求记书》的理论指导,就不会有《岳阳楼记》的诞生。滕子京还在《岳阳楼诗集序》中指出,岳阳楼诗文的作者多为“迁摘”之士,其诗文的共同特征是“多《离骚》叹惋之意”,也极具理论意义。滕子京对岳阳文化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源自于他自觉的历史责任感。     

文学转型:传统与创新

文学时时离不开传统与创新,文学转型尤其如此。不管哪一流派作家,即使是自觉地彻底地反传统的作家,也不能完全割断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联系。这并不神秘,也并不十分复杂。且不说别的,仅就作家受教育来考察,即足以说明问题。作家从幼时听大人谈话,说故事,到识字读书,无一不带有传统文学的薰陶。以中国作家为例,旧时入蒙馆,必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民国以后,进学堂读书,国文教科书中,除编者自撰部分篇章外,也是选取古今适合儿童诵读的诗文。现今的小学课本,古今诗文,仍占相当比重。也许有人会说,那些自学成才的作家,并不受这种教育。我想,这些作家除非不识字,不读书,否则仍会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无形的。却是深远的,即使作家本人欲消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