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信息权保护与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保障

为矫正股东表决权效力的弱化，维护股东的表决权，就必须赋予股东的信息权，保障股东表决权得以实现．当股东有正当理由怀疑公司的经营管理中有违反法律或章程的重大事实时、有权申请法院选任检查人调查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从而获得相应足够的信息，在股东会上进行表决。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4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互动机理,检验公司治理在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公司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小股东投票权、公司决策与公司治理——来自一项自然试验的证据

基于深交所的一个自然试验,本文考察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的提升是否影响公司盈余行为,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小股东参与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何种角色?对公司而言,中小股东参与扮演了外部监督角色?还是给管理层带来压力而扭曲了公司行为?研究发现,中小股东参与度高的公司更倾向操纵盈余。我们利用滞后变量回归、PSM以及IV回归控制内生性,结论不变;进一步,当企业存在融资或内部交易需求、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投资者整体教育水平较低时,公司更有可能通过操纵盈余来迎合中小股东。本文研究结论具有明晰的政策含义,即在赋予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的同时,必须提升投资者保护,否则可能会引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从股东至上到利益相关者主义——公司治理目标比较研究

从公司治理研究和实践的历史来看,公司治理目标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现实与法理之间存在矛盾困境,使学术界在反思传统的股东治理理论有局限性,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公司治理目标,追求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公司目标逐渐形成。在认知股东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对股东至上和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公司治理目标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综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公司治理目标理论的发展趋势,以期能够对理论研究有所助益,为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于信号理论视角的公司治理启示

本文从信号理论为视角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发现,公司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内部信号的处理问题,获取信息的质量对公司运营和管理层决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并提出确保获取信号质量的路径。     

公司治理创新:类别股东表决制度

国有非流通股“一股独大”,使公众股东无法对大股东做出的决策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沉重打击了公众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类别股东表决制度即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而进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创新,公司的重要决策事项需要征得公众股东的多数同意方可生效。为了稳定有效地推行类别股东表决制度,平衡各类股东的利益是实施成功的关键,完善配套制度是制度保障,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是基础。     

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股东财富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慈善捐赠,而企业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会给股东财富带来何种影响却始终没有得到回答。通过研究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本文发现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累计超额回报率均和捐赠排名正相关,表明了慈善捐赠能够提升股东财富;而对于成长性高的公司而言,其捐款的机会成本较高,企业的捐赠活动降低了股东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的提升仅体现在大股东非绝对控股和机构持股的公司中,说明只有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够确保企业做出最大化股东财富的捐赠行为。本文的发现为更好地评价和规范企业慈善捐赠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     

完善公司治理视角下的股东法定知情权保护——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九条

股东知情权属股东法定权利,具有固有权属性;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知情权的规定属法律强制性规范;法定知情权既不能被剥夺、限制,也不能由股东通过协议主动放弃,否则无效;公司不得以公司章程限制、股东间协议等约定限制为由拒绝股东行使法定知情权。本文通过对股东知情权的立法及行使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阐述,通过法理分析,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提出保护股东法定知情权的实践路径。     

从“股东至上”到共同治理——重塑公司治理价值观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整套制度安排。传统治理结构大多遵循“股东至上”逻辑,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目标。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这一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随着其他利益相关者地位的上升,共同治理模式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我国企业在改革治理结构时,也应树立共同治理观念,重塑新的治理价值观,尊重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治理效率。     

什么公司需要股权激励——基于公司特征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估值理论、现代契约理论角度分析了股权激励与公司特征的关系,发现只有那些处于成长期、高竞争性行业的高科技企业才更适合使用股权激励,构建了股权激励与公司特征的关系模型,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我国证券市场最近几年出现的股权激励现象。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基于股东积极主义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迅速，他们对公司治理的态度，也逐渐由消极的间接治理转向直接的积极治理，即股东积极主义。但是机构投资者在股东积极主义行动中仍面临着许多障碍。     

浅议国有产权转让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与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等问题规定不明,衔接不够,其他股东在国有产权交易中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方式众说纷纭,造成诸多困惑与争议。国家有必要建立统一、明确的国有产权交易规则,进一步明确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依法进场,平等参与,并根据不同的竞价方式规定不同的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规则。     

基于中小股东利益维护的股东查阅权实施问题探讨

文章从我国股东查阅权的相关规定与美国的比较入手,对我国中小股东利益所受侵害与查阅权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析,并针对查阅权的实施提出了几点建议。     

代理理论和乘务员理论的整合:论公司治理实践

代理理论和乘务员理论从不同研究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认知假设和相应的公司治理策略,它们在解决公司治理实践问题过程中并非对立,而是相容的。公司治理实践问题解决的关键是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案以权变地指导实践,而不是把实践加以分解去机械地套用理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据此,本文通过整合代理理论和乘务员理论,从全新视角论述了公司治理实践问题。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以2005-2008年间我国75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现金流组合方法对上市公司所处生命周期进行界定,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及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现金流权也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这与西方学者结论不同,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多数为非流通股,导致了高现金流权并不能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两权分离程度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越大会造成公司价值的降低,而在衰退期则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相对于国有性质的公司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更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而衰退期则相反。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替代效应与公司价值

基于2004～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实证检验不同治理机制间替代效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间的互动关系,验证了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董事会治理与其它治理机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强化董事会治理与股权制衡度、监事会治理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会弱化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之间的替代效应;2.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3.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中国终极控制型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溢价和公司治理研究

由于公司治理研究逻辑起点的改变,小股东和控制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通过分析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害程度的传统计算方法,提出了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侵害度的计算模型.     

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的异同探析

由于学科范畴与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同,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差异在于:二者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以及契约内涵等方面异质性明显。共性在于:从契约的意义上说,二者都是综合性契约;就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来看,二者都是不完全契约;从运行规则上说,二者都强调契约的规范意义;从治理方式来看,二者都致力于协同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协同性。分析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的异同,有助于明晰乡村契约的不完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