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精神贫困是当前外部性扶贫模式难以解决的内生性困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六盘山区等6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942户农户调研数据,重点考察了贫困成因的精神与经济二元属性,并将内生动力量化后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及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内生动力的培育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增收效应约为1.916%。(2)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而金融资本则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3)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金融资本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科技对脱贫户家庭收入影响及政策参与度研究

当前,我国绝对贫困已经整体消除,进入了乡村振兴时代.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激发落后地区的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果巩固提升不反弹、脱贫户持续增收不返贫,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全国十省(区)402户脱贫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科技对农户的收入效应,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脱贫户参与科技助农积极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科技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技术培训影响最明显;落后地区农户参与科技助农的积极性,受到其土地资源禀赋、收入结构、社会资本、农产品销售等因素影响;土地资源越丰富、立地条件越好、农产品销售越容易、亩产值越高,越倾向于利用科技成果获得最大化的土地产出和农业收入.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与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

运用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数据,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养老资产储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小。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随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各个分位点上的影响都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低分位和高分位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在中分位的影响则要小于农村居民。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最敏感,中部居民对收入不确定性最敏感,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比欠发达地区敏感。构建收入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和考虑空间相关作用后,都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交互效应机制发现,农村样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存在交互效应,但城镇样本不存在。     

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非农就业视角

探讨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有助于为完善退耕成果巩固长效机制、促进农户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提供经验证据。基于宁夏、甘肃和湖南3省（区）897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非农就业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退耕补贴到期的冲击会促使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并实现增收,使其总收入水平未降反升,这种影响效应在退耕补贴到期当年已初步显现,并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由强到弱的趋势;异质性分析发现,退耕补贴到期对小规模退耕户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而对老年组农户的收入水平则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从增强农户转移就业能力、制定差异化帮扶措施和及时出台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

金融扶贫与服务乡村振兴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阶段的金融供给需要实现有效衔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扶贫资金投入,通过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改善居住环境,支持龙头企业间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或者直接到户贷款等手段助力脱贫攻坚。但从供给体系完整性和服务可持续性角度来看,合作金融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扶贫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金融扶贫服务站可持续性有待加强,贫困地区信贷投入依然是短板。金融扶贫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更要适应乡村振兴新形势、新需求,要加强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完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扶贫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和多元化小额信贷组织,探索创新金融服务,实现不同金融服务供给的合作与协调。     

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192个调查农户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省移民搬迁区19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通过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收入与支出状况、家庭经营特征、社会资本及金融知识等变量,实证分析影响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信贷渠道选择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搬迁区农户强烈的建房置业意愿明显诱发农户的信贷需求,提升农户正规金融渠道的选择偏向.农户收入水平、家庭规模、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农户金融知识水平、社会资本和信贷用途对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合作社多元社会化服务的社员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农户调研数据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山东省果蔬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与因果中介分析模型(CMA),从社会化服务供给异质性视角检验了参加合作社对农户家庭务农收入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参加合作社具有明显的促农增收效应;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有效供给对成员家庭务农收入的提升存在显著的因果中介效应,其中金融信贷服务、技术培训服务和生产流程服务对成员家庭务农收入提升的平均因果中介效应依次递增;尚无证据表明产品销售服务对成员务农收入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在引导和鼓励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同时,应重视强化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功能,适度扩大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供给规模。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析探——基于湖南湘西州18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

如何探索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期必须要回答的重大时代命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通过对湖南湘西州18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在实践中面临着衔接制度设计不到位、边缘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反贫长效机制不健全、脱贫质量有待强化提升等问题。应从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加快减贫战略转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培育内源性动力等层面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改善农户收入了吗?

从移动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三个方面表征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依据 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区)１９４７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测算了数字 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并运用 Fields分解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市场参与 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表 现为反事实框架下,实际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农户若未参与,收入水平将下降６．４０％,实际 未参与农户若参与数字金融市场,收入水平将提升９．５７％;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效 应最高,其次是移动支付和数字理财.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扩大了农户收入 差距,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１４．７９％;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差 距贡献率最大,其次是移动支付和数字理财. 关键词 数字金融市场;农户收入;收入差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     

盐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需要,也是助力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措施。在系统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盐城市2014—2019年区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盐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减贫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区县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盐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贫困县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者培训的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研究了不同培训方式对农村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培训和个人技能培训均能显著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企业培训的收入效应接近于学校正规教育;个人技能培训的收入效应在不同性别、年龄等样本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培训对于农村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效应不显著,但政府培训可能在农村劳动者就业和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于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应该提高政府培训的质量;另一方面应该鼓励企业和个人培训,对相应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减税和补助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