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与重构——以皖南X村祠堂为例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进行交流和互动的社会空间及精神文化场域,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冲击下,乡村传统的公共空间面临着活动萎缩、功能弱化等诸多问题和挑战。近年来,祠堂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得以重建,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乡村社会文化现象。鉴于此,以皖南X村为例,分析祠堂的重建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文化记忆、交往维系、秩序整合等诸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以地方党委和政府引领、村民主体参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多重发展机制,可以有效重构乡村公共空间,共同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村落公共空间的变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以山东省莱州市碑坡村为例

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变化,有助于了解农村的变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多元价值

目前,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复兴已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和挖掘其内在功能和价值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看,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元价值,并具体表现为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产业兴旺,拉动乡村经济发展;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繁荣乡村文化生活,推进乡风文明;以及优化乡村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重塑乡村公共文化——以武汉市蔡甸区L村调查研究为例

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在当前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显得尤为重要,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乡村文化模式,注重乡村自身公共文化的培育,着力发展村民自助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重心下沉到村一级来实现乡村文化生活的重建,最终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进乡村的公共文化重塑,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尝试性的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权威式整合——以杭州市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为例

为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化挑战,杭州市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权威式整合,即政府依托其绝对主导地位,对社会中的多元主体、机制和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区域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权威式整合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模式和西方主流的公共管理模式,是适用于整个中国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马郢计划”为例

志愿服务组织属于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志愿服务参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形式。安徽省长丰县马郢社区提供了政府引入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案例,其成功经验可以从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本文从社会质量理论的4个条件性因素维度,对“马郢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探索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路径、理念路径、治理路径和技术路径。     

集市: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胶东P市为例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赶集路上的交往。这种跟同村的路伴儿或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交往,既巩固了原有的熟人关系,又扩大了原有的社交范围。二是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除趁赶集走亲访友外,村民通过固定市场交易还会建立起一种半熟人关系,这种交往甚至会延伸为在生活上的互助。三是茶铺资讯传播与休闲。茶铺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也满足了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日趋衰微的集市恢复其社会功能,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未来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可达性高的公共场所、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和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但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给社会整合和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进,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网络技术结构性赋能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江西省赣州市村务微信群的考察

网络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变量,对乡村社会治理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江西省赣州市的村务微信群实践表明,网络技术强化了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共同在场”,促进了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村庄集体归属感的提升,实现了网络技术的“心理赋能”。群内建构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村户代表制的主体结构场域,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和博弈方式,实现了网络技术的“结构赋能”。而乡镇干部代表国家力量的入场,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国家权力依靠,形成了国家与村民对乡村治理行为的“双重注视”,实现网络技术的“权力赋能”。网络技术的结构性赋能,形塑着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推动着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村落视野中的乡村社会整合——广东梅县书坑村的个案研究

广东梅县客家村庄书坑村利用村落共同体的整合因素,发动群众和外出华侨乡贤改善村庄基础设施,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通过此实例,展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30年巨变过程中的延续和创新,并探讨了这种延续和创新对于当代乡村社会整合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向

因文化符码的嵌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宏观价值引导、中观符号建构、微观仪式组织三层价值链条,理应在乡村社会充分发挥价值引流、共识建构、合作深化和行动规束的“软治理”功能。受旨向偏离和惯性束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将价值引流曲解为文化救赎、将情境建构局限于设施配套、将文化互动寄托于行政整合、将行动规束转化为道德说教的实践偏差,其应然效能暂未有效发挥。对此,应着眼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与丰富乡村治理工具的现实需要,以文化治理的高度推进服务供给实践的纠偏,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调节乡村文化生态、进而重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载体,以内外价值互嵌推进供给旨向的回归,以文化仪式推送强化情境共识的建构,以文化主体参与锻造合作共治的自觉,以行动价值传播激发公共规则的生成。     

哈贝马斯交往思想视域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话语伦理研究

网络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人们发布信息、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探讨公共话题的公共领域,但是当前网络公共空间里却存在着各种话语乱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社会安定和谐以及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哈贝马斯的交往思想对认识网络公共空间的本质和治理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乱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运用哈贝马斯交往思想中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和话...     

突发事件下的乡村应急治理研究——以安徽省安庆市A、B两村为例

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隐蔽性与破坏性,妥善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对乡村发展与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以安徽安庆市两个自然村的森林火灾、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等事件为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存在危机应对滞后、村干部应急能力不足、乡村群众协调失衡等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应急处理是乡村治理的一块短板。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社会及乡村价值观角度对调研村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通过增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理保障、培育良好乡风等方式完善乡村应急治理,以提升我国乡村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     

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维度——以上海市Y社区“首位公共空间”治理为例

由物质性要素、公共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社会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公共空间,既关联着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又赋予了城市空间建设的意义表征。楼道空间是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础单元,是社区的“首位公共空间”,具有首位性、首要性和睦邻性特征,在整个社区公共空间中居于本源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上海市杨浦区Y社区有效运用公共空间“四大要素”的系统性机制开展“首位公共空间”治理,实现了社区实体空间之变、邻里关系之变和治理思维之变。“首位公共空间”是阐释新时代社区空间治理理论和实践有效互动的创新概念,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的经济表现——以甘肃石节子村美术馆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空间的范围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其功能和特点越来越需要被界定和提升,公共艺术作品便是填充与体现特定区域审美水准的标杆之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识。本文以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石节子村为例,阐释雕塑这种公共艺术作品给乡村带来的经济表现。直接的经济表现为增加了石节子村村民的收入,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间接的经济表现在使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村民的自信意识得到增强,生活品质得到提高。     

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以江西省黄溪村为例

农村社区中存在多种公共空间类型,公共空间为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公共空间促使了“后致”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维持,这些社会资本为农民的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农村社区内“先赋”关系的功能。同时,作者分析得出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同,其中组织型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主要与农民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方式、互动对象、互动时间及频率有关。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再生产——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乡村居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场域。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个案深描的方法,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探析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表征及其再造逻辑。权力、阶层和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错位和缺场,使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物理空间压缩、社会空间冷场和精神空间逼仄三重衰落态势。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是权力、阶层和资本三种要素在空间重新协调匹配的过程。在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再造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充分在场,二者通过物质场所修复、社会关系生产和道德共识凝聚的交织互动不断优化空间再生产实践效果,但是市场资本的力量相对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空间生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