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秩的因果关系研究

采用基于秩的非参数方法对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由政府规模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且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这一发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而不支持瓦格拉假说.这一结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消费具有跨期效应,其政策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垄断经营:社会正义的困境——中国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收入差距拉大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而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则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形成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有企业行业垄断,不是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权力保护和政策倾斜的产物。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富强的责任,在政府的保护中改革和不断成长,在促进政治稳定、保障政府财政增长以及政府领导干部的培养上,作出了其他社会组织难以替代的贡献。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收益。然而,国有企业行业垄断也制约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拉大了中国社会成员收入的差距,造成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可能会使中国政府丧失由经济增长换得的应对其他社会问题的时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取决于国有企业行业垄断所带来的政绩困境程度,也取决于民营企业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以及政府应对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问题的态度和对改革风险的评估。     

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宏观分析

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在较低水平基础上，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动特征和周期性波动；政府消费支出结构变动趋于合理，但军费开支较大。日本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政府财政规模的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和劳务的上升，以及军费开支的扩张等因素，是导致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升的根本性原因。中日两国在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变动上存在差异。     

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根据199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和人均GDP数据,借助于eviews6.0软件,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支出的增加会带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通信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交通消费支出。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支出以及其中的交通消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城镇居民通信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基于此,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扩大我国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消费支出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老龄化、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7年我国31省份(不合港澳台)面板数据,从政府支出视角解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第一,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明显;第二,老龄化与政府支出通过协同效应会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反之亦然;第三,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老龄化跨越门槛值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从影响路径看,老龄化和政府支出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两类中介影响经济增长,但两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人力资本,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技术创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则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     

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1978—2008)——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引致效应,并且,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要大于农村居民.居民收入和消费习惯会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时.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效应,行政管理支出则一直存在挤出效应,社会文教和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人口结构转变的老龄消费研究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人口数量向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过渡到老年型,人口结构的转变催生了庞大的老龄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老龄经济将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1998—2012年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数据为基础,构造生存模型测算老龄人口数量,并构建灰色GM(1,1)模型预测老龄消费规模,研究结果显示:2011—2050年总人口数量先增后减,至2050年为12.14亿,老龄人口则持续上升到4.46亿,而老龄消费占比由2011年的10.65%提升至2050年的30.14%。不断增长的老龄消费支出孕育着较大的消费潜能和市场机遇,中国政府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老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除了适当的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政策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支出结构.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产出弹性最高的分别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科研支出,其次是政府关于文教卫生方面的支出,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全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出最优水平,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则尚未达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最优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冲击——基于STR模型的研究

农村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至今仍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可以通过LSTR1模型来描述。二是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在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之间的频繁转换。在1955—1957年、1965—1967年、1980—1998年和2006—2013年四个阶段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表明农村居民消费在此四个时期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在1958—1964年、1968—1979年和1999—2005年三个阶段,二者之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表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其他因素如城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进出口贸易、FDI和技术进步等则在该时期可能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存的现象使人们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本文在考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于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趋向于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政府公共性财政支出偏好

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过程体现出来。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政府有明显的公共投资扩张偏好 ,对社会性支出扩大相对忽视。人均GDP水平与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抚恤的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农业和农村发展支出等呈负相关关系 ,与社会性支出中的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公检法司支出等则呈正相关关系。各项政府公共性支出都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农村人口比重对政府社会性公共支出缺乏解释力 ,政府支出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居民消费不足的实证分析:基于黄金律消费角度

文章利用1978—2010年数据,基于Solow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回归,求出经济达到稳态时的黄金律人均消费水平。然后将城市和农村居民实际年人均消费支出与黄金律人均消费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基本达到了黄金律消费水平,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始终低于黄金律消费水平。文章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足是我国居民总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城乡收入增长和消费支出的差异,主张加快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转换。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效果分析——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为视角

为了考察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情况,选取1992～2006年的数据,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的比重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我国地方政府从1998年开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表明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的重点从经济建设领域转移到社会服务领域,地方政府的职能已经开始转向社会性服务.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保障经济效应分析∶人力资本视角

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推动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支撑经济持续发展。通过构建两部门生产与家庭跨期消费模型,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关键机制是,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与中介作用。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跨越门槛值时,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激励效应,使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呈现边际递增趋势;社会保障支出跨越门槛值时,通过刺激人力资本积累,使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亦呈现出边际递增趋势。因此,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关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重点。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总需求模型与经济周期——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上的模型

市场经济是需求约束性经济,社会总需求决定着社会经济运行.除政府支出外,社会总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两部分组成.消费需求的运行特点取决于经济制度和体制.消费需求不仅构成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通过传递效应决定投资需求.同时,投资需求又有自身的倍加效应,并且周期性运行.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社会总需求(除政府支出外)并导致社会经济周期运行.     

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展效应

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来自于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与居民相关的公共服务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影响了这一动力机制的形成,并在消费主体、政府消费、主体支出结构及供给服务类价格形成四个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在短期内,要修复公共服务与居民消费的动力机制,促进居民消费,应从改变政府支出结构偏向、调整税制与降低公共服务类价格三方面着手。     

中国信贷投放对消费的影响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入手,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信贷投放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单根和协整检验,发现信贷投放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信贷投放对消费支出的变动很敏感,信贷投放每变动1%,消费支出发生同向变化O.8122%;由估计的ECM模型,可知信贷投放对消费支出的长期影响比短期影响更大,说明长期的信贷投放政策更有效;由消费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度;最后提出建立一套长效的信贷投放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形势,通过信贷投放的关键性作用,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的目标.     

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990-2011年有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该区间内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从短期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显著,青海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不显著;但经过误差修正,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且农村居民消费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