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神韵说”新探

<正> 长期以来,在否定清前期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论的诸说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神韵说”“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蓄’,‘冲和’、‘淡远’,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内容,其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倘若如此,对神韵说就不是在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的诗歌崇尚

<正> 王渔洋的三部唐诗选集,除了《神韵集》偶为人们提到外,《唐贤三昧集》和《唐人绝句选》则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这三部选集不仅与王氏的诗论及其发展密切相关,也切实反映着王氏一生的诗歌崇尚。阐释清楚这一点,对全面了解这位清代大诗人是不无裨益的。一《神韵集》是王渔洋初入仕赴扬州任推官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编成的,从此,渔洋在诗坛上树立了自己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把《神韵集》看作王渔洋首倡“神韵”诗论的标志,已是论者的共同认识。然而,对王渔洋何以     

胡应麟与《古诗十九首》

胡应麟誉《古诗十九首》“兴象玲珑”,将之置于凌绝千古的崇高地位。这一体认与其融合“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的诗论主张密切相关。因此分析胡应麟对《十九首》的艺术批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诗论体系中,神韵与格调的理论内涵及其形成的思想轨迹。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当代学术史视域中的严羽研究——以郭绍虞为中心

在我国当代严羽研究史上,郭绍虞有"当代国内严羽研究第一人"之誉。其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对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的影响及其对明清诗论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揭示了严羽诗论的渊源所自及明代前后七子之格调说、清代王渔洋之神韵说与严羽诗论的内在联系;二是校释《沧浪诗话》,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最好的版本";三是对构建严羽诗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现代阐释,自成一家之言。     

清代诗学神韵说之意境论与风格论

王士祯（渔洋）倡导的“神韵说”曾标领清初诗坛数十年。“神韵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意境和意境美的问题。所谓“神韵”就是指诗的意境和意境美。“神韵”的特点：一、取境很广,“蕴藉风流,包含万物”;二、“神韵”的表现形态是“大音希声”。渔洋论诗于风格并非唯宗“冲淡、清远”,而是兼取豪放、雄健。渔洋的诗风宗尚并非唯及王、孟、韦、柳,而是首先推崇李、杜、韩、苏,其对豪雄之风的推赏甚至在对清远之格的喜爱之上。渔洋诗作熔裁各家,自铸丽词,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神韵说”在丰富完善中国古典诗学意境派诗论上尤有贡献     

韵:中国美学和文艺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

韵是中国美学和文艺学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古代的乐论、画论、诗论、书(法)论以及关于人体审美的记述中,以韵为中心的概念如气韵、风韵、神韵、情韵、韵度等随处可见。然而,韵这一基本范畴在现代研究者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更面临着被其它范畴兼并和吞噬的危险。我们不能同意某些论者提出的把“意境”作为中国诗歌中最基本的美学范畴,而把“境界说”、“神韵说”、“趣味说”等包容在内的主张;也不同意某位著名文艺理论家称“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一种以‘意境’为中心的理论”的更为简单化的表述。如果按照这种简单化的理解,真地实行起某些论者的“兼并政策”,则势必把具有鲜活风貌和丰富多彩内容的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学弄得单一、枯燥而面目全非(同时,我们也对醉心于“哲学建筑术”,热衷于构建庞大体系     

论孔孚山水诗

<正> 继《山水清音》出版之后,孔孚的第二部山水诗集《山水灵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又以138首兼附诗论的宏幅面世。这部诗集的主要特色是“灵美”。灵美除包容灵音之外,还涵盖“隐秘”、“神韵”、“异趣”、“象外之象”     

《蜀道集》的神韵解读

作为清代康熙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和诗论家,王士祯一生诗论与创作经历三变,尤其是中年诗风变冲淡清远为雄健豪放,引起诗坛广泛的批评争议,仁智各见。而《蜀道集》与其中年诗风密切相关,但众多批评者却未予以足够的关注,至今很少有人加以研究。本文首先着重解析《蜀道集》原典诗作与品鉴诗歌的“神韵”特征,然后以之为据认为《蜀道集》为代表的士祯中年诗风转变,不仅无违神韵精神,而且有新的发扬。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俗说》作者考辨及与《世说新语》之比较

关于《俗说》的作者，隋唐时期的典籍记载就比较含混：《隋书·经籍志则。说家类著录《世说》刘孝标注本下附注：“梁有《俗说》一卷，亡”；同书又在其杂家类著录：“《俗说》三卷，（梁）沈约撰，梁五卷”。可见，《俗说》当时就已失传或部分失传，作者已有无名氏与沈氏二说。此后，来尤表《遂初堂书目列。说类著录刘孝标《俗说》一种，无卷数，元脱脱主修的《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俗说》一卷，作者为沈约。迄止元代，《俗说》的作者已有无名氏、沈约、刘孝标三说。而其传本从唐代三卷到元代一卷，至清代仅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话说作品的容量

(一) 歌德赞扬莎士比亚,用过这样一句话:“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坛上的一位“巨人”,他的著作虽丰,但具体算来,《莎士比亚全集》也不过十一卷,怎么称作“说不尽”呢?“说不尽”者,系指其作品所蕴蓄的内含无限广阔、深邃、丰富、伟大,讲不完、挖不尽。     

中唐诗歌研究的力作──《元和诗论》评介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奇葩，唐诗的研究更是人才济济，佳作迭出。曾广开先生的博士论文《元和诗论》（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６月版。以下简称《诗论》）即是其中的一部。读后掩卷遐思，觉得它的特点非常突出。一、选题独到，富有创见。搞学术研究，选题极为重要，因为它是学者本人才学胆识的重要体现。而博士论文的选题，更是如此。《诗论》选择元和时期的诗歌作为切入点，是极有创见的。《诗论》所谓的“元和”时期，。“大体上包括元和以前的贞元和永贞以及元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具体地说，它是指唐德宗贞元十年（７９４）至唐文宗大和三年（…     

试论袁枚诗论的理论体系

袁枚是清代乾嘉时期诗坛上的一代骚坛主。由他倡导的“性灵说”的诗歌理论在当时备受赞誉。金逸说:“格律何如主性灵,早闻诗论最清真。”(《呈随园夫子》)王飞鸮说:“先生(袁枚)说诗皆发人之所未发。”(《续诗品序》)在乾嘉诗坛上,从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的。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正执牛耳,他们大倡封建教化和形式主义文风,严重束缚了诗人们的手脚;力图与之分庭抗礼的浙派诗人,虽小有成就,但由于走宋人的冷     

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上博简《诗论》与《诗·杜》探析——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松动及其影响

上博简《诗论》及《诗·杜》篇 ,谓是篇与“雀 (截 )服”有关 ,并谓是篇的“情”达到了极至。就《诗·杜》的内容看 ,关于其主旨的释解 ,朱熹的“求助”说比序、笺的“刺时”说为优 ,而王安石、姚际恒等的求助于宗族、兄弟之说又胜于朱熹之说。简文的“雀 (截 )”可读若绝 ,所谓“雀 (绝 )服” ,指超出了“五服”的亲族关系 ,意与“绝族”相当。《诗经》诸篇常表现“复我邦族”的呼唤 ,是对于同族兄弟友情的盼望。《诗论》两简关于《杜》篇论析 ,深入指出了走出宗族者失去兄弟间的怡怡之乐所产生的幽怨情绪 ,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逐渐松动而造成社会巨变的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