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儒家"道统"的文化论证功能

“道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描述儒家思想的传承历史而人为构拟的历时性谱系。其表现形式是:按不太严密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一组被奉为“文化英雄”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功能有二:一是论证儒学或儒学中某支派学说的合理性,这是“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二是当这种学术谱系的论证功能被王权所利用时,“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就转变为王权合法性的政治论证功能。     

论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伴随着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发生的,在这一发生和演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意识,有相当程度的西方文化素质,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新型群体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涤下,内部在对待工农大众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化,勾勒出了三大知识分子类群的明晰分野,这一明晰分野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标志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成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知识分子政治文化初探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知识分子政治文化初探罗嗣炬，王鹏中国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和文化处于急剧变革时期，政治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各种社会力量，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中均不能独居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自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成为推动历史向...     

论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定位

茅盾是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而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但他又是一个“综合体”，对政治、哲学、科学、社会革命也抱有浓厚兴趣，从而显出其文化思想的开阔性。与同时代作家“文化人”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思想既保持着同一性的一面，又显示出独立不羁的文化品性。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王若飞语），在本世纪，茅盾的文化思想、文化选择曾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建构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论现代文言文的生存机制

现代文言文的存续并不是出于现代人日常交际的简单需要,而是反映着现代中国学人和文学家的一种复杂的精神需要,也应和着中国现代语言品格建设的文化诉求,体现着现代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力量。现代文言文的生存和在一定意义上的发展,体现出文言传统的习惯势力与白话文环境势力之间从紧张对峙到达成平衡的文化运行轨迹,体现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对文言文的情感认同和功能认同的文化心理。在文化情感认同和文化趣尚意义上写作和倡导的现代文言文,是中国现代语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任何从政治保守乃至商业运作的角度倡导的文言文,都只是现代语言文化建设中的逆流。     

试论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上的贡献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与其它地区的抗日知识分子一样,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不仅表现在抗战的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国民外交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抗战理论方面的建树.这里,笔者试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探讨.在从事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抗日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一界定,并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类型作一划分.本文依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日实践认为,抗日知识分子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主张、参加、支持和同情抗日救亡斗争的知识分子.而与抗日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为“汉奸知识分子”.抗日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区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就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而言,依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态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胡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种类型是由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由青年学生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第三种类型是由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大致包容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全部.当然     

钱穆的文化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西化派知识分子身上,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成功,原因多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而西化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却很少被质疑。自由的内涵除了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文化的自由,文化自由体现着传统儒学中特有的自由观念。梳理钱穆对西学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文化自由的观念与精神。文化自由实可以作为对政治自由的补充与制衡,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更为内在的对话。从传统学术的精神中发掘出的文化自由观,将可以开创出儒学中西会通新境界的良好平台。     

实证: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重评胡适"实验主义"的历史地位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总是与民族关切这一历史的主题联结在一起,维新派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理性,国粹派则将之视为文化工具理性,胡适则试图超越前者,将之视为一种思维工具理性,反映了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深化.     

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的现状与构建

在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中,生态理论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割裂的,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知识分子发展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知识分子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价值则是创造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关键.其次,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转型社会的必然,所以分析转型社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困境,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需要有文化生态环境的依托.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的“社区”,其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知识分子与政治符号产品的质量

本文从政治语词 /概念入手 ,讨论知识分子如何提高他们所供给的政治符号产品的质量 :一方面以 2 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制造“封建主义”的语词 /概念混乱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说明分析、澄清政治语词 /概念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则基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某些政治语词 /概念具有示范意义的清理工作 ,归纳出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政治语词 /概念混乱的一些基本训条和操作策略。     

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     

《废墟上的精灵》阅评

杨洪承教授的专著《废墟上的精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着重考察1898～1918年这个前现代阶段20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发生史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较为广阔的前现代文化语境中,从政治(维新、新政、民主革命)、经济、实业、媒体及教育、社团群体、文学革命等思想文化的各方面,清理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土壤,探究现代中国新思想和新知识人的现代原型和源头.在此基础上,揭示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类型、心灵历史和前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演变图式.因此,该著可作为文化史、思想史,同时作为心灵史来看待.     

逃离北京:1926年前后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

知识群体的整体空间转移一直可以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与文化转向的风向标。1926年前后,居住在北京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选择上海为落脚之地,少部分人辗转到武汉、南京、广州、厦门等地。这样一种群体迁移现象背后隐含着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其中不仅映射出1920年代中后期京、沪两地不同的政治生态,更是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明显注脚。     

《聊斋志异》与传统文化心理

《聊斋志异》集中反映了蒲松龄以及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在这背后又总是有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浓浓投影。本文拟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对《聊斋志异》与传统文化心理的关系作些剖析。 一、强烈的人仕欲望与干预政治的热情 积极关心现实,努力投身对现实的改造活动,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心态。在封建社会早期,就有“士志于道”之说。“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他们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平生的抱负,干一番不世伟业。在科举时代,知识分子唯一可走的就是参加各级考试,“学而优则仕”之路。确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所说:“就是夫子在而今,     

割不断的血脉——评黄维樑的两部散文集

黄维樑的两部散文集《突然,一朵莲花》和《大学小品》,描述的虽然多是平凡的人、事与日常的感受,但作者总是将它们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联系起来,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民族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表现出对人生甘苦的体验与品味。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情怀处处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     

论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及其利弊

中国古代的士——知识分子——创造了儒学,而儒学也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士大夫)基本性格的形成起了巨大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操守、道德修养、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学术风格等方面,可以说无不打上儒学的烙印。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和影响,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面,乃在于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的培养。木文主要从这两个基本方面展开论述,进而分析其利弊。谬误之处,敬祈读者教正。一、儒学重视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政治性格的培养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首先表现在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政治性格的培养方面。这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讨。     

新形势下提升文化自觉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新一轮"文化热"又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次"文化热"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自觉。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我国还存在"文化认同困境、文化价值失范"等诸多问题。提升文化自觉,基本途径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保持头脑清醒和坚持理性判断,坚持对外开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知识分子与权力行使者首先实现自觉。     

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

当日本学者带着一种反思精神来接受鲁迅、韩国学者带着一种反叛精神来接受鲁迅的时候,中国学者在鲁迅研究中缺少了什么?假如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文化,与其说鲁迅研究中的我们比日本、韩国知识分子少了什么,不如说中国知识分子比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多了什么。我觉得在中国文化包括我自己的内心当中多了三样东西:绅士意识,才子意识,流氓意识。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和特点

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建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要想恢复经济、抵御外敌和发展科技,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知识分子的数量和他们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以及当时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现状都远远不能适应当时客观形势的要求,为了尽快帮助他们树立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我党围绕当时的工作中心,制定了不同的政策,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是由一群掌握科学文化的脑力劳动者所组成的一个阶层。旧中国是一个科学文化落后的国家,它给新中…     

倾听关于启蒙的对话:康德与福柯

面向21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将受到怎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这一思考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反思的基础之上.康德与福柯对启蒙富于当下意识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通过反思和对比,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有的权力模式以及知识分子伦理意识的欠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启蒙,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向启蒙文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