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有许多民族,这就是《史记·匈奴传》中所记的“百有余戎”,其大者有山戎、东胡、匈奴,各有悠久的历史。山戎在燕之北,常侵燕、齐,《史记·匈奴传》:“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禧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演变

秦汉时期,学术思想界风云变幻,道家思想也于此时历经多变,其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亦时有不同。 从老庄到黄老 先秦道家以老庄为主要代表。老子以“道”为本,通过“道”的构生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原与演化,倡导复归自然,贵柔守雌,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庄子继承老学而又有所损益,视“道”为万物之本根。认为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等,通过“坐忘”,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是诸子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探索·突破·超越——《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

谢天佑教授的遗著《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以下简称《史稿》)是作者积累多年的一部力作。作者把“自序”命题为“寻找突破口和结合点”,阐明将思考焦点放在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选择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这个结合点,并力图通过这一结合点,将政治、经济、思想、人物、事件、史实、理论融为一体”,从微观上升到宏观。以秦汉为切口,突破既有的看法,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量变那么持     

秦汉时期山东纺织手工业的发展

<正> 山东纺织手工业有其悠久的历史。早就有“齐冠带衣履天下”的记载。秦汉,山东纺织手工业达到鼎盛时期。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挥山东地方优势,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秦汉时期山东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山东地处黄河下游,沃野千里,气候温和,适于桑麻的生长。史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鲁地是“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这就为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这些客观条件,必须和主观条件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据历史记载,齐国从一建国就很重视手工业、特别是纺织手     

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国语·鲁语》《礼记·祭法》乃至《史记·五帝本纪》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     

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发展

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战国时期多属燕、赵等诸侯国的势力范围.秦汉以后则分别隶属于幽州、冀州及河套地区的并州等行政区域.本文首先梳理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先秦两汉以来文化分发的线索;并分别就燕、赵、晋等地的文化传统及其特色展开论述.     

古朝鲜铜镜性质初探

公元前一千纪——公元前二世纪时期朝鲜半岛发现多枚与青铜短剑支石墓伴出的细纹铜镜,经与我国商周青铜文化比对,半岛的细纹铜镜以线的艺术构成几何形图案,确认其渊源于中华古文化,尤其与殷商文化密切相关。青铜短剑支石墓渊源于山东东夷文化与东北地区古文化的融合,并经由辽西辽东而后进入朝鲜半岛,青铜短剑为东北系铜剑,分东胡系与貊系,箕子族团“走之朝鲜”,接受北方的青铜短剑石墓文化,建立“衣冠带剑”的君子国：半岛所出明刀钱与布币系箕子朝鲜与中原燕、齐等国经济交流与商品贸易的遗留物证。     

齐地方仙道发展的三次高峰——兼谈齐地神仙文化的当代价值

战国秦汉时期的方仙道,兴起于燕齐滨海地带,而以齐地为大本营,在先秦两汉时期有过三次发展高峰。齐地方士在方仙道方术和神仙理论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领袖和主导的作用,其神仙理论和仙道活动构成了齐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仙道还与黄老之学共同促成了民族宗教——道教,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世俗生活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与齐地关系极为密切的神仙文化,在精神关怀、文化创意及文化品牌的建设等方面,有着积极的的现实意义。     

“以礼入法”法律文化微探

一、引言“礼法”二字是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彼此之间关系的点睛之语。“以礼入法”,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完备于宋明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经历了上干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最终积淀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态。今天,“以礼入法”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它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以礼入法”的价值观予以重新反省和准确把握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伯夷叔齐之“薇”意象考辨

伯夷叔齐的故事情节包含了丰富的意象,不同的意象承载共同的文化内容,但是也承载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从西山采薇入手,从小的细节考辨,以考证“薇”意象在伯夷叔齐故事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梳理了相关的文献,对其中的“薇”意象进行了全面的考辨,从“薇”的注疏、“薇”意象的源流、“薇”意象的延续性、“薇”意象的拓展性进行了考辨,从而廓清伯夷叔齐故事中真正的文化内涵.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赵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     

“门客文化”探源

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柏杨称之为“武则天时期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的由酷吏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马树全注译本),他对专制文化的深刻体悟与坦白表达,对于我们认识人性邪恶的一面及其在专制条件下可能肆虐的程度,极富震撼力。近来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游民、门客、士)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秦汉区域农业开发的思想文化基础

秦汉时期是我国区域农业开发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一高潮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发展、重农思想政策化、世界地理观和秩序观的转变以及兼容并蓄、功利务实、崇大尚多的秦汉文化风尚,对秦汉时期区域开发模式、进程和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就秦汉奴隶制度谈古史分期问题

秦汉时期存在着奴隶制度,但没有与之相应的古代自由人。秦汉的小自耕农是“编户齐民”,他们有了人身自由,但缺乏古代自由农民那样的政治自由。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秦汉的奴隶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封君和豪强地主的奴隶制,这是从属于封建制的形态;二是官府奴隶制,这是历史遗留形态,它在秦汉时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曲线发展而走向萎缩;三是私人工商奴隶制,这是新出现的形态,它真正兴盛起来是在汉初七八十年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     

“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慕容鲜卑是中国古代北疆少数民族之一,其建立的三燕政权影响着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辽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历史时期东北民族聚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舞台.东部鲜卑通过战争完成了内部整合,段部、宇文部汇入慕容部,同时吸纳了部分汉人、周边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成分,期间经历了民族间的“同化”与“异化”,最终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及独具慕容鲜卑特质的三燕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正>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要发展现有的中国文化,使之科学化。 所谓科学化是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大科学概念。也就是说,其内涵不仅包括70年前五四时期请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把五四时期没有提醒国人重视的“康”(Commerce)先生也囊括在内,因为他和前面二位先生一样,都是实现现代化所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却也牺牲了自身的思想传统     

泰山文化与齐、鲁文化

齐、鲁地域文化,分别促成泰山宗教性神山和伦理性圣山形象。秦泰山刻石的“法家辞气”和始皇求仙活动,明显受到齐文化濡染。汉代封禅典礼的完备,得力于齐文化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封禅特重祭“天”,具有帝王自显和自警双重意义。鲁文化“亲亲尊尊”观念,导致汉封禅突出帝王权威和祖考之祀。“国泰民安”则是齐、鲁文化共同营构的泰山文化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