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特点新探

小农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前发展 ,并由此成为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雄厚基础 ;中国封建农民所具有的人身自由、择业自由 ,使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相对频繁 ,也使中国封建城市有可能积聚起更多的人口 ;中国封建时代以地主私人占有土地为主的经济模式 ,使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并使封建城市经济因社会竞争的广泛存在而比西欧封建城市更显繁荣 ;社会竞争的广泛存在 ,一方面使中国封建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也刺激封建政权建立起日趋完善的调控机制 ,以抑制工商业的过度发展 ,而这正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滞的根本原因     

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比较之我见——与赵建民同志商榷

本文就赵建民同志在《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一文(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 赵建民同志说:“中国与西欧兴建城市的主体不同”,“中国的封建城市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由被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并不尽然。     

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城市比较研究

像任何复杂的现象一样,城市的兴起根植于过去的历史,而所有城市的兴起也并不是出于同一根源,如果我们要鉴别某个城市就必须追溯其发展历史。相比较西欧封建型城市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缘何陷入了低水平城市化的陷阱之中呢?文章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入手对西欧封建型城市与中国封建型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两者的类别特征。     

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剖析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

封建城市问题,直接关系着封建社会的命运和前途。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尽管有好些共同点,但它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在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和西欧封建城市的比较,从而剖析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原因。 中国封建城市的建立决定于统治阶级的需要 西欧封建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物     

就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与毕道村商榷

看了毕道村《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向原因的关键》(载本刊一九八五年第十期)后,有些不同意见。毕文认为,生产奴隶的消失是西欧自治城市产生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仅从阶级结构的不同这一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是不够的。中西封建社会在土地制度、经济制度与政策、宗教生活、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很不相同之处,特别在政治体制上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政治作用十分突出,这     

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的关键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资本主义的预备学校”,断言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封建社会”的西欧自治城市是怎样产生的?弄清这个问题,对西欧成为资本主义故乡的原因的探索,显然是有益的。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西欧自治城市的产生归功于西欧分封制度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其实,这与史实大相径庭。大量史料表明,西欧的绝大多数城市并不是在封建割据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更不是远离封建统治中心。它们的前身大都是封建城堡、寺院或主教驻节地的外堡。它们赢得自治权也并不都是凭藉暴力,而多是借助于赋税买过来的,或贵族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特征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特征问题,是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对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制度与西欧封建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在具体形式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之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产生的基础和途径不同。西欧封建制度是在充分发达的奴隶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在不发达的奴隶制,即在属于古代东方奴隶制类型的奴隶制解体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帝王、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中西封建税收的差异

本文认为，中西封建社会的帝王、国家和政府三者之间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中国，皇帝、国家与政府三位一本。而在西方，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王可以代表政府，却很难代表国家，国王与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分立状态。基于这种不同的关系，封建赋税在中国主要依靠强权征敛，因而称为“强权征收”；在西欧，封建前期主要依靠特权征取，后期主要通过协商征收，所以分别称为“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强权征收”反映中国封建赋敛的专断随意性特点。“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则反映西欧封建税收相对民主程序化特征     

试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探讨

中国封建社会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社会之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封建经济曾经有过高度的繁荣:科学技术、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城市的规模曾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但是,这种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的却不是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是“百代兴亡朝复暮”的一部王朝更替史;与王朝兴衰相交织的大小数千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和无数次封建官僚军阀争权夺利的动乱;在人们面     

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

关于中国封建地主产生和再生道路问题,在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有些文章虽不是直接论述这个问题,实际内容与这个问题关系极为密切,并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我这里只是把问题稍加集中,同时也发表一点浅见,以就教于同志们。     

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及与封建法律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家庭社会。封建家族是历代封建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国”与“家”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封建法律,无不与家族制度有着     

再论中国封建政体的历史特点

中国封建政体除众所周知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机构庞大、吏治腐败等负面特征外 ,其基本历史特点至少有四 :政体形态总体适应性与具体时代性统一、政体结构内在发展性与外部开放性共存、政体演变内涵传承性与主体创新性互动、政体理念一定理想性与浓厚致用性结合。     

略论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特性

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研究,试图从中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原因。然而,由于学术界对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见解不尽相同,往往难免“学者多方,歧路亡羊”。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同于欧洲和日本的纯粹封建社会,而是以地主制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生产关系”。因而,无论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     

“封建”概念辨析

“封建”的本义为“封土建国”,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涵义发生偏误,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建议秦至清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管见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其中,关履权、李文治、吴稼祥、唐力行、卢利源、周继旨、郁越祖,庞卓恒等同志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影响较广。归纳各家之说,可分以下几类:(一)封建的宗法制;(二)封建的地主经济;(三)封建的工商业;(四)剩余劳动的周期性规律;(五)地理环境;(六)中西封建社会劳动者及经济力量对比之差距。可以看出研究的重点偏侧于经济方面。这是研究中的新趋向。为此,中山大学曾于一九八二年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该会集中讨论了封建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所起的作用。与学会者发表了不同看法:如李文治等主张经济结构及地主经济为其最终根源;孔经纬、樊树志主张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作用;漆侠主张地主残酷剥削、压迫农民是其基因;胡守为、杨国宜主张小农经济;李光霁、朱绍侠等主张封建地主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关履权、谷霁光等主张封建意识形态对封建经济的影响等等。总体来看是以经济为基点作为研究的主题。     

儒学与中国封建政治

儒学与中国封建政治吕明灼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结构与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孔子、儒学也就不会形成具有特殊历史特征的古代中国，甚至现代、当代的中国。孔子、儒学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几乎达...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辨析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在各自母体的政治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实际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毫无瓜葛,都是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尽管中国的"封建"比西欧的"feudalism"早了两千多年.随着西学东渐和全球化的展开,这两股原本互不相干的潮流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却汇集起来,对中国最近的百年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上述状况进行了系统疏理,并在文末提出了翻译中的语义失落问题,或许不无意义.     

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

“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意为领主、采邑制),遂成一重要汉字史学术语。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始,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传播(如称现实中国为“半封建”),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泛化,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一论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通行。而负荷新义的“封建”,脱离了中外古今概念坐标系的正轨,既未求得古今义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故其效用不佳。笔者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部,追踪术语“封建”误植的过程,并建议恢复“封建”古典义,又与英文术语feudalism相通约,将殷周称“封建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社会,不宜冠以“封建”,从政制角度可称“郡县制时代”,从较宽泛的历史学言之,可称“宗法专制帝制时代”。     

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殊性

本文认为:判断中国资本主义萌茅的产生问题,不宜把西欧出现于中世纪后期的史实作为普遍规律,而是要考虑中国地主制经济与西欧领主制经济的不同特点。考虑那种与西欧中世纪后期相似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出现的具体时间。资本主义萌芽的最主要的标志,在于封建生产关系中是否出现了劳动资料与劳动者分离,失去生产资料的人成为自由雇佣劳动者。在中国,战国以降便出现了封建地主制经济。自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确立伊始,雇工制与租佃制就是一种孪生子。这种雇佣关系与奴隶制下的雇佣劳动不同,而是与西欧中世纪后期的情况相似,这种在西欧中世纪后期才大量出现的不完全自由的雇佣劳动,始终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相伴随;并且,雇佣劳动产生的前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也一直在缓慢、持续地进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具体途径是:伴随着地主制经济的确立,在农业经营中首先形成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转向了城市手工业中。     

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虽说是一种农业经济、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却是它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催化剂和动力。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它要求土地与劳动力的紧密结合,自耕农便成为这种结合的最好形式,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以经济的手段与劳动者结合,也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农业基础之上的是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和货币是中国经济结构涉及的两个特点,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封建国家对经济的强大的控制与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