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朱熹格致说的诠释及影响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致说，发掘其科学内涵，并进一步从朱熹格致说与科学方法的比较分析中、从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思考中，深入考察朱熹格致说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点。胡适对朱熹格致说的诠释，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引发了民国时期学术界的讨论，最终成就了一家之言，成为现代研究朱熹格致说的先声，而且能够给今天的研究以很多启迪。     

说“仁”

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无疑是"仁"。其在字形、字义及字源方面,说法颇多。梳理此中种种不同,寻其合理所是,当大有助益于对儒学的了解与把握。     

评朱熹的“豁然贯通”说

朱熹论“格物致知”有“豁然贯通”之说,论者多予否定,并斥之为“禅”。应当承认,朱熹此说在全体上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它与禅宗的联系也是无疑的。但是,朱熹的“豁然贯通”并不是把禅宗的“顿悟”简单搬来,而是企图用它解决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传统课题。由于它探讨了若干前人未曾探讨的新问题,自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不能一概否定。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朱熹“格物致知”说学理价值评析

朱熹“格物致知”说既是他遭驳难非议之源,也是他集理学大成之所由。“格物致知”说虽然以明善致知为终极追求,但又包含着教人通过学习实践来穷理求真的理性内涵,它是儒家修养论和科学认识论的统一,它重视“道问学”,内蕴着较高的知识价值取向,是朱熹学术立论的基础。     

儒家和墨家的“仁”“爱”之争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一种自然思维,强调以血缘为纽带,具有现实性;墨家的兼爱思想则是彻底地社会化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地彼此相爱相利,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互相通达的。     

孔子与北宋理学家对“仁”的诠释及其当代启示

孔子对仁的态度、为仁的方法、仁的内涵、仁的外在气象和实践意义都有深刻的论述,而北宋理学家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和总结,从而建立了更加严密的理学体系.他们对“仁”这个核心概念的阐发不但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当代启示.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朱熹是泛认知主义吗?——兼论牟宗三对朱熹“知论”的诠释

牟宗三先生认为朱熹是泛认知主义,判定其学理没有活动性,不能产生道德实践。我们不是从道德形上学,而是从道德动机结构的角度来展开讨论。一方面,有足够的文本证据证明朱熹晚年与心学并非格不通,同样重视即存有即活动;另一方面,朱熹所论之知尤其是真知包含了发动道德行为所需要的情意欲等要素,与行的工夫并非割裂对立。因此,视其为喜爱分解、横摄静涵的泛认知主义系统显然有欠妥当。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彻底批判吃人和骗人的“仁”说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     

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

朱熹(1130—1200)和张栻(1133—1180)同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两人对当时共同关心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仁”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围绕着仁与爱、仁与心、仁与公,仁与义礼智等问题展开。讨论的结果,深化了宋代理学对仁的认识。     

“仁”与“礼”：对《大学》文本的诠释立场与解释方法

对《大学》的诠释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诠释者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对《大学》文本的解读或强调“仁”的精神,或强调“礼”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有差异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儒者对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的选择,又与他们面向当下历史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从“仁”与“礼”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诠释上的分歧,对于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探讨《大学》的现代诠释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理一分殊"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许多思想家为了建构其理论体系,曾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发.那么,杨时是如何阐述"理一分殊"的呢?他的"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闽学"发展的脉胳源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克己复礼为仁”之本义澄清——兼论朱熹的“误读”及其意义

“克己复礼”被后世公认为是孔子对“仁”的内在涵义的一个界定。但是,究竟该如何解释“克己复礼”,却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把“克己”、“复礼”作为一个并列的联合词组来理解。朱熹的解释颠覆了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对儒家经典的“误读”,从根本上说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熹的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原著上下文的逻辑．也偏离了孔子论“仁”的本义。通过梳理和研究各家典籍对此句的解释,方可还原和澄清“克己复礼,,的本义。     

评朱熹对“思无邪”的解说

朱熹文集中,对孔子"思无邪"的解说有多条,立意不尽相同,但概括而言,存在着得与失两方面。其得在于,强调读者自得,开辟了古典诗学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其失在于,偏狭地强调教化,从而扭曲了孔子诗论的原意。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