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姓入闽”考释

记载"八姓入闽"的现有文献中,乾隆《福州府志》引路振《九国志》应为何乔远《闽书》之误,且路振《九国志》无"八姓入闽"之记载;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嘉靖《固始县志》和光绪《漳浦县志》所引《闽中记》,为宋代林世程《闽中记》,非唐代林谞《闽中记》。历代正史、地方志书及谱牒资料所载,中原入闽姓氏并非始于永嘉,"永嘉南渡"诸姓未尽入闽,而永嘉入闽姓氏亦非仅局限于"八姓",故"八姓入闽"并非移民史实,而是移民传说。林宝《元和姓纂》为"八姓入闽"传说的逻辑起点,初为林、黄二姓入闽,唐宋之际演变为林、陈、黄、郑四姓,或黄、陈、郑三姓入闽,至元祐年间始定型为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明清之后,"八姓入闽"传说由姓氏源流叙述转为地方历史叙述,并经由地方志书传至中原和台湾,流传至今,成为豫闽台两岸三地跨区域移民传说。     

孔子“仁之方”的四种进路

"仁之方"是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孔子谈仁从不直接回答什么是仁,多是从"仁之方",即实现仁的方式、方法谈起。从《论语》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实现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从爱入仁、从敬入仁、从孝入仁、从忠入仁、从恕入仁等等。对这些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谈论"仁之方"大致有以下几种进路:一是强恕而行以达仁;二是由学成智以达仁;三是推己及人以达仁;四是外束于礼以达仁。     

要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收集保存地方志资料的作用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可见,地方志书的本质特征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是地方志书的基础,它决定着地方志书的     

清代民间说唱刻本中的“社会记忆”

保罗·康纳顿说过:"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过渡,是从体化实践到刻写实践的过渡。""刻写"是保存社会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民间说唱刻本以"刻写"方式保存有大量记载"现实历史"的唱词。以清代民间说唱刻本《西乡反》《说唱周雪健》为例的分析表明:这种"现实社会记忆"不仅是对官方修纂地方志的扭曲、避讳、缩略历史的一种"激烈反击"与"有力补充",也充分彰显着民众意识和民众时代文化。     

唐长安的“里”、“坊”与“里正”、“坊正”

唐代长安"里"、"坊"之称并存,大致指代相同的地域空间。但与乡村中作为基层社会户口编制单位的"里"相比,唐代城市中的"里"有其特殊性,两京的情况更是如此。唐人墓志中对"里"的强调,突显出人的地缘关系即"里望"。唐代两京和地方城市的坊设有"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之责,免除课役,但没有设"里正"的固定制度。     

论中国早期文学实践拟“象”的特点与魅力

中国先秦文学实践多直接从自然界选取外界景物之"象",或者以"记事"形式来表达理性内涵,或者通过神话与传说甚至想象和幻想来构"象"。拟"象"言说具有视觉的具象性特征,促使叙事写景简明扼要,并逐渐从局部走向整体,求神不求形,强调读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激活文本。     

“纯粹的历史”如何可能——从雅斯贝尔斯关于“历史”的观念说起

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作为人之精神性存在的历史,称为"纯粹历史"。人类由于有"自我认同"的需要而使纯粹历史成为可能。纯粹历史不是以往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活动与事件的客观记载,而是关于人的精神性存在之真实叙事。纯粹历史区别于通常的历史在于它是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历史。纯粹历史以人类生活之意义作为历史验检之尺度,其叙事标准是历史中的"道义";纯粹历史坚持历史之"未完成性",人类历史之前景在于人类自己。     

《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诠释问题

《论语·里仁》篇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转以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间是何关系,忠、恕之间又是何关系,从王弼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历来的解释观点不一。而《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记载,又与曾子"忠恕而已"的说法不一致,诸家注释于此也颇有异同。本文认为,要厘清这些关系和矛盾,需要注意文本话语背景的变化,需要从义理上整体把握文本的意义,不应拘泥于文本之文词。     

审视跨文化视野中的“作者之死”

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重视文学摹仿外在现实世界的作用,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独立性,而消解、漠视创作主体的独特地位;中国理论界则以"诗言志"这一命题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注重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相融与相依,强调"心"与"物"、"情"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认为对主体的研究是顺利地进入文本、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有效路径。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来审视理论界关于"作者之死",我们就完全可以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对待这一论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对"作者之死"这一命题所作的探讨。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石鼓文的书体问题及石鼓文“阮刻本”

现存关于石鼓文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唐贞观时,苏勖在《叙记》中所提及的"史籀之迹",亦指今天我们所说的石鼓文。通过对石鼓文中字形为小篆以及字形接近于小篆的文字进行整理,可以看出石鼓文应为大篆到小篆演变时期的书体。历史上石鼓文被翻刻过多次,其中阮元翻刻的石鼓文使清代书家人人复见善本,石鼓文"阮刻本"对石鼓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发扬民族传统 编好甘肃地方新志

中共甘肃省委二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动员和团结一切有志于修志事业的同志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把修志工作做好。一、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有人认为:最古的历史书,其实就是方志。早在周代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候国的历史。据《孟子》、《庄子》、《墨子》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列国宝书,或者叫“百国宝书”,就是地方史书,也就是地方志。《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孟子“性善说”献疑

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为"人性善"或"性善",业已成为"国民常识"。在这一常识的背后,隐伏着深度的误读。孟子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形式逻辑层面反复证明的一个观点为人性有善端,仁义礼智"四端"源自天,存诸人性为"立命",人性之善是与善恶相对之善,善不是绝对之善。但是,孟子从未否定"性"有恶端。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在文本释读与思想诠释上,应当区别"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自觉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尽管君子在工夫论层面不将"味"、"色"、"声"、"臭"称之为性,但芸芸众生之"性"还是蕴含"味"、"色"、"声"、"臭"。秦汉以降,历代学人之所以对孟子人性学说理解不一,大多在于未厘清"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的区别。     

《春秋》中的“空白”叙事:“阙文”与“不书”

"阙文"与"不书"为《春秋》中"空白叙述"的两种表述形态,前者是一种"待书写",后者则是指向"空白"的"已书写",而非"未书写"。"待书写"、"已书写"、"未书写",笔者实已对《春秋》本文作出对于"空白"三态之区分。"阙文"语出《论语》,被孔子用来指称史官、书写与传统的关系;"不书"则系出于三《传》,用以解释《春秋》中的"赋义"何以与无形之文的"空白叙述"有关。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状态是可以被解释的,三《传》后学能在"不书"与"阙文"之间进行"空白"态为"待书写"或是"已书写"的意义认知转换,就是最好的例子。自书写学上对《春秋》本文中"空白"形态的研究是重要的,不仅是对"空白"三态的区分,尤其是对"阙文"与"不书"的区分,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种书写行动,在这行动中有一种"空白"意识之察觉,却没有诉诸"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种特殊的"书写"立场:一旦我们在《春秋》"上下文"间揭示出一种"空白叙述"时,"空白"也就与有形符号一样,也是一种书写符号,必须加以阅读及解读。     

写“不写之写”,书“书中之书”——论作家批评的“补白”之道

当代作家转向文学批评,是近二十年来发生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常以书写批评对象中的"不写之写"为特征。在此过程中,格非和毕飞宇等人不仅以逻辑经验为据,补写了批评对象中的"飞白之地",而且还以细腻缜密的逻辑推演,一再扩充、重写了文学经典。然而,尽管这种文学批评能以"补白"之道,发掘出经典作品的潜文本这一"书中之书",但格非和毕飞宇对逻辑经验的极力推崇,却也令他们的艺术创新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批评的霸权。     

精神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问题”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某个传承下来的文本成为要解释的对象,这意味着该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文本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既不是古典哲学家的"永恒的问题",也不是教育学、修辞学上的"虚假问题"和"空的问题",它是那种呈现自身并因而可以从其意义起源处获取其回答模式的"真正问题"。问题开启了所问事情的"方向的意义",使被问之物、进而使文本具有处于创生性意义的悬而未决状态。要想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解释者则必须在自己的视域内重构该问题。     

韩信“谋反”真相再探

从互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韩信的"谋反",我们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从互见法的角度分析薄太后为周勃的"辩护"、彭越的冤案、萧何的遭遇等,可以证明韩信的清白。韩信谋反案在档案文书中早有记载,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只能按照"爰书"叙史,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实录"。对于韩信的悲惨遭遇,司马迁有自己的评判,司马迁通过多处互见法的灵活运用透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史载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宫体",非宫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庾体"可知徐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北朝的“坊”

"坊"是中国古代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蕴含的功能是多重的,其含义的不断变化也是透视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