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简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唐前小说的地位一直是"小道"、"末流".唐后,地位开始有所转变,但始终未能登大难之堂.之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小说的阅读层开始扩大,又因口头文学承传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帮助作用,它的地位也得到认可.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和屈辱的历史地位使知识者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于是近代意义上"新民"、"救国"的小说观念开始产生,几经曲折后,发展为"启蒙"、与"反封建",小说观念逐步成熟起来.新文化运动后,在李涵秋、鲁迅等小说家推动下完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涉的不仅是一个政治认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即是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大众化的方式使其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并内化到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去,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这既使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明确的价值取向,又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重构起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人的现代思维和时代理念,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进而以文化认同坚实政治认同的基础。     

论工作对于个体认同的意义

工作作为个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最具社会意义的个体活动以及确立、标识个体社会地位的要素,具有个体认同价值;工作作为在本体意义上把个人变成个体的方式、以货币为回报的有酬劳动和构建个体生存结构的力量,是个体认同的最重要形式;工作认同使个体深入到社会结构中确证和发展其主体性,建构个体自我的社会性内容,对个体的生活规划、生命样式和生活意义的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以工作实现个体认同,个体要面对工作价值的不确定性、工作的悖论性关系以及工作的机会成本等带来的挑战,如何在工作中"做命运的主人"成为个体认同的关键。     

中国近代"个性"价值的奠基者--析章太炎价值观中的近代意蕴

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化价值的建构中据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近代化的一般目标是:建构与工业文明相配称的"民族国家"和"个性价值".与章太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先进思想家都属意前者,肯认以国家为代表的集体性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但章太炎却坚执后者而否定前者.如果把章太炎的"个性"价值观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宇宙规律"、"社会集体"、"国家",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但它同时也是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近代问题为其目标.由此可见,章太炎的价值观表征着近代化的另一种向度.它在质底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境遇.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中的民粹主义思想

"五四"是一个各种思潮激荡的时代,在救亡图存的危机背景下,民粹主义被引进国门.作为一种思潮,尽管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两者的相互纠缠和对立常常令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但"劳工神圣"、"庶民的胜利"口号还是在他们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发展为"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社会实践,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乌托邦式的跨越——“劳工神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变调的意义断想

“劳工神圣”自1918年在启蒙救国的语境下被提出后,就渐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潜在的话语体系．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调,而在这变调的历程中潜隐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传统流变的复杂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鸟托邦式的跨越呈现出了这种“流变的复杂性”。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四次启蒙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启蒙、每一次真理的发现都是对蒙昧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于是,蒙昧与反蒙昧,就构成了思想史上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行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史正是由四次反蒙昧的启蒙思潮汇成的思想长河。第一次启蒙出现在周代,其特征是对"人"自身地位、属性及其意义的自觉,以对抗和取代夏、商的神本主义蒙昧观念。第二次启蒙出现在六朝,其标志是自然适性、钟情任欲,以纠正与清剿汉代"阳善阴恶"、"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蒙昧思想。第三次启蒙出现在明清,其标帜是在理欲相兼、义利合一、公私互渗、凡圣平等等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原常识,破除的蒙昧对象是隋、唐、宋、元儒家道学—理学构成的似是而非的唯理性主义。第四次启蒙在近代,特点是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综合中国古代启蒙思想资源,抨击中国古代维护皇权专制的整个荒谬无理的纲常理念体系。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人力车夫情结”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受"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人力车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力车夫情结"。人力车夫是五四知识分子与城市底层劳动者生活联系和情感联系的一条纽带和重要触点,五四作家通过人力车夫这个群体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思想,他们的平民意识、平民文学观念也在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同时,五四文学将人力车夫奉为道德楷模,也与"改良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存在悖论。     

启蒙与民族认同视野下的雅俗文学建构

在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过程中,中国现代雅俗文学或是更接近西方的现代观念、或是显现出对于传统道德人格的亲近,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形成了一种共生互动、互补对话的关系。精英知识分子对于通俗文学的大力鞭挞,显示了他们对于精神超越性的追求和反封建的思想;通俗文学作家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调,则质疑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普世化的合理性,从而凸显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坚持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文章以《猫城记》和《八十一梦》为例,透视启蒙与民族认同视野下的雅俗文学建构。     

核心价值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以“三纲五常”的提炼和传播为例

在我国自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纲五常"这一核心价值深入人心,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并代代相传,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共识和文化传统,对保持文化传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纲五常"从提炼到传播,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大众化路径,形成了丰富的核心价值大众化经验:核心价值必须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是对特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集中反映,这是核心价值取得大众广泛认同的基础;核心价值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是社会各阶层思想共识的高度概括;核心价值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积淀而成,不可一蹴而就;核心价值大众化必须得到上层的大力支持与倡导,离不开选官制度的保障,要具有体现通俗化、生活化和普及化的形式。     

从观念到结构——知识分子理论研究的视域转换

知识分子理论的研究视域经历了一个从观念意义上的价值阐释到社会结构层面的阶层分析的转换过程。在观念论视域中,为寻找知识分子启蒙时代的精神传统,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和自身条件进行了阐释;随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知识分子理论研究转向社会结构研究,从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圈子等方面分析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原因。这一研究视域的转换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秦汉国-家秩序调整中的价值认同

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均有重大变化。然秦汉想要实现从家—国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完成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表征之改变;另一方面,则要完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具体而言,秦汉政府主要通过从公平性法律到普适性法律的法律认同、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行政认同、从"以吏为师"到"儒术独尊"的学术认同等诸方面的建构最终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达到了建立统一国家、统一天下思想的目的。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传统“法治”文化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权大于法"、"以法治民"等人治性内容,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然而,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中含有一些精华性因素,又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做好全社会的现代法治启蒙工作,克服传统"法治"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充分吸取和利用传统"法治"观念中某些体现法治精神和原则的有用资源,促进当代中国公众法律认同建设。     

儒家启蒙经典的价值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儒家启蒙经典作为中国古代小学教育中的正规教材,既对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社会下层百姓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导向性作用,从而已经成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儒家启蒙经典的价值不但体现在对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承方面,更对我们的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华夏上古思想的主要源头与“三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义战中形成的华夏民族逐步产生了"与邻和"的思想;又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争得自然界给予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故形成了"天人和"的思想;而由于一踏进文明的门坎就是一个与神权合一的君权社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的观念随之而生,因而"君民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三和"思想是中国人民的重要思想传统,并对今日之现实,亦有重要的传承价值。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伦理学视域下颜李学派与斯密之理想社会理论比较

中西文化都探寻建立理想社会的途径。在西方,亚当·斯密关注建立"富国裕民"的理想社会,为18世纪英国发展经济、壮大国力提供理论支持。同一时期中国,颜李学派盛极一时,旨在建立以儒家伦理"经世致用"的理想社会。两者皆认同人性复杂、利益合理的观点,并分析了理想社会的三要素,即劳动的价值、商业的地位及制度的作用。但将其置入各自哲学体系中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具有根本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