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内”与“外”

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外",是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内的国家整合方式、对外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的叙事维度,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基本设置、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外"的维度,则是宪法序言第十二段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涉我国外交原则和世界秩序理解等内容。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与"外",呈现的是国家建设空间维度的一体两面;无论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内的国家整合,还是对外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空间理解基础之上的;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外叙事,正是对这种何谓"中国"、中国"何为"的空间理解与建立在这种空间理解基础上的政治秩序的塑造记载。2018年,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宪法,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旨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政治努力。     

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形态是中国伦理型政治的必然产物。它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 ,建构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哲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并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内圣”与“外王”在理想中的统一就浑然一体的境界来看 ,“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想是不能分割的”(1 ) 。但是为清晰地把握“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对“内圣”与“外王”的内涵分别加以考察 ,以求对“内圣外王”的综合领悟。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     

简评港台新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论

现代新儒家发端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儒学的不满,梁漱溟、熊十力等主张重新评价儒学。他们以现代的标准对儒学作出新的解释,借西学弘扬儒学。大陆解放后,一批知识分子到了香港、台湾。其中一些人继续走前辈新儒家所开创的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就是突出代表。强烈的怀乡感和文化寻根意识,使他     

《天下》与中国文化的“天下”自主传播

<天下>月刊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该刊由中山文化教育馆资助创办,先后在上海与香港编辑出版,在亚、欧、美三大洲发行.该刊以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为宗旨,以中外撰稿人士及国际发行网络保证其国际性,以公平性与思想性为原则,向"天下"传播中国文化.     

“一天下”与“天下一”:秦汉社会正统政治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作为政治地理主题得到普遍认可。"天下""定于一"成为政治追求的目标。不过,儒家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仁政王道理念未能指导成功的政治实践。秦通过军事方式,动用战争手段,施行武力征服,经历流血牺牲实现统一。秦人自称"奋扬武德","威燀旁达","烹灭强暴","周定四极"。秦汉时期"天下一统""天下一致""天下一家"的政治意识得以普遍宣传,执政集团推行的具体实践往往取强力政策。秦汉400余年间"天下"的规模有所变化,然而"一天下"与"天下一"的政治理念未能动摇。"天下一统""天下一致""天下一家"政论有复杂的内涵。政治哲学命题"天下""太和"与"天下""中和"的论说,也值得注意。战国至西汉时期所谓"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的意识,以公开政论的形式,得到普及性传播,是政治文化的进步,体现了新的以"天下"为视域,以"天下"为基点,以"天下"为对象的政治理念。所谓"不私一姓"的主张在帝制政治格局初步巩固的时代出现,也值得重视。     

“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初论

洛阳学中的核心思想是中文化,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则是中文化的基础。该文从文献梳理中,对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的历史地理分布进行了排列,反映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的说法,不仅时间最早,而且文献最多。通过比较,两者不仅有相同点,而且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内涵更为丰富。     

何为“天下”?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华文明之天下情怀的讨论,新见迭出,方兴未艾。那么,展开对于“天下”文明的讨论,其意义究竟何在?当下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肆意泛滥,人们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和分析世界。整个人类文明,正踯躅彷徨在危险的十字路口。此时此刻,适值“中华文明再出发”的前夜。从1840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能够理性地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足可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在文明论意义上,中华民族,其心智与心性,究竟对此世界有何贡献?通过对中华文明之“家国天下”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是否会有化解文明冲突、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超越了现代性的普遍化技术系统在“新天下主义”中充当何种角色?概言之,“天下”情怀是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全球治理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有鉴于此,本刊特邀赵汀阳、任剑涛、许章润与关凯诸先生,围绕“新天下主义”予以深入研讨。通过此组专题笔谈,相信会对“天下”文明的研究有新的推展。     

“天下为官”考释

<正> 我在《“天下为公”原义新探》(载《文史哲》1984年第四期)一文中认为,《礼运》“天下为公”的“公”,是汉初新道家的“公”,是公正、公平之公。郑玄训它为“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不过,郑玄之所以训它为“共”,应该事出有因。这里想作点补充说明。《说苑·至公篇》:“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汉书·盖宽饶传》记盖宽饶曾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家-天下”范式与家族企业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整体文化所体现的群体意识和精神。在整体价值观念视野下,以人为中介,构成了自然、家庭、国家、天下的一体化结构。儒家"家文化"是在"家-天下"框架中形成的,"家族精神"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在分析儒家"家文化"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起点设置为"家-宗族"联合体。着眼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力,在于"家-天下"范式下的"家族企业-企业联合体"的创新、变革与繁荣。     

意识与身体的纠缠——梅洛-庞蒂现象学中“内”与“外”的辩证法

梅洛-庞蒂现象学以融合了主动性与被动性的"身体"这一核心线索挑战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身体作为思想与世界的中介,在一种暧昧的"实际蕴含"而非明晰的"逻辑蕴涵"中为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作出了新解释:思想与世界不再有传统知识论中的"内""外"之分,而在普遍可逆的辩证中建立着更为根本的关联。这一"身体辩证法"同马克思一样,纠正了黑格尔"精神辩证法"头脚倒置的缺陷,瓦解了意识哲学。     

文学“内、外”理论及其重释

文学"内、外"理论是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缔造的关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理论.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审视文学的存在整体,以现象学的方法建构文学的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阐释文学"内、外"理论,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学院的“内”与“外”——答《读书时报》记者熊彦清问

问:您近两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集中在学术史、教育史以及图文关系等方面。我注意到,这些著作和文章似乎围绕着这样一个共同主题:精英文化的传播或者说学院派文化的传播。梁启超当年将“报章、大学、讲演”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这三者在您的著述中皆有所涉及。如《中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     

“天下”与“统一”：汉与西域关系的再认识

西汉的凿空,东汉的三绝三通,为中原输入了一些稀奇之物,西域也输入了中原的一些技术与物品．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汉代朝野上下对于世界的认识,主要表现在：西汉因认识西域而产生的对地理概念的再认识,由此“天下”与“统一”、“中原”与“四夷”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信任的信任:中国企业的“家”与“天下”

信任的伦理-心理运动过程,是企业组织形态内部在微观层面与动机生产相伴生的一种信任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空间中存在着有利于企业扩展亲亲信任的两个认同原理:基于家之心理的"同心原理";基于家之伦理的"同德原理"。比亚迪的案例表明,泛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模式,是企业从家族→企业之"同心同德",走向企业→家族之"同心同德"的中介或过渡。而我们通过对雷丁的同心圆模型的颠倒得出了一个天下同心的模型,旨在进一步表明:一种基于天下理念的信任价值观是指引企业家走出封闭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狭小天地,走向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对信任的信任。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     

汉文帝“施德惠天下”与汉朝政治“家风”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 2“汉诏多惧词”条中 ,历引汉文、元、明、章、和、安、顺等皇帝诏书中忧惧自责自咎之言 ,然后说 :“以上诸诏 ,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 ,不能有高、武英气 ,然皆小心谨畏 ,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 ,但有庸主 ,而无暴君 ,亦家风使然也。”同书还有“汉儒言灾异”、“汉重日食”、“灾异策免三公”、“上书无忌讳”等条都论述到汉朝政治“家风”。由于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施德惠天下”“施大德”,以其“盛德”而倍受赞誉 ,高、武不能与之媲美 ,清代 ,乃被评价为“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 (《孝文本纪》)。汉文帝…     

顾炎武的“保国”、“保天下”之旅

本文从顾炎武的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简述其一生的游历经过。顾炎武一生的旅行乃是孜孜不倦的“保国”、“保天下”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