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之中的理性

酒与文学作品历来有着不解之缘,但是将饮酒生活审美化、诗意化却是陶渊明对文学的独特贡献。在魏晋饮酒之风盛行之际,陶渊明虽然也嗜好饮酒,却能去掉魏晋士人饮酒时的狂放色彩,将理性精神注入其中,即使在酒醉之时也能保持足够的智慧与清醒去体会酒中之理,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不仅在酒中找回了自我深刻的自然本性,而且将饮酒生活赋予审美色彩,使其人其事在作品中闪烁着理性的光环,从而符合了后世文人尤其是宋朝文人的审美趣味。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大比拼,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以及各种时髦的、落伍的、离奇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流行,使魏晋社会出现了政治上的篡乱不断,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主从难辨.这一时期,文学由附庸而独立,并开始走向全面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了时代的原因而最具代表性.解剖和梳理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揭示其发生、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探讨二者的强弱趋势及相互影响,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准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神话与魏晋诗歌

神话在魏晋诗歌中广泛地存在,构成魏晋诗歌的重要内容。神话对于魏晋诗歌,在内容、形象、语言、深层涵义以及诗人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魏晋诗歌也对神话的发展发生作用,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魏晋诗歌广泛地运用神话,这与神话自身的丰富意蕴、神话的自然发展、魏晋时期搜奇记异的社会风气以及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都有关系。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世说新语》:士族文化心理的鉴证实录

《世说新语》既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代表作,也是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大量的历史故实和人物言行细节描写,使本书具有了相当突出的历史实录品格。更重要的是,本书对魏晋时期社会生活本真状态的再现,以及对士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掘发,是以政治史、制度史为中心内容的纯粹史学著作所替代不了的。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言：乱世文人的最后一方心田

源出于东汉末年的清议,一变而为魏晋之清谈,再经由唐末小品文的发展,到明清之际风行一时。清言之作,大抵篇幅短小,取材广泛,语言通脱,但在貌似平和的字面下,仍隐藏着不平与讽刺,攻击和破坏,包蕴着乱世文人的满腔无可奈何。可以这样说,清言是清流面对浊世的最后一声呐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魏晋南北朝妇女服饰的新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生活均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服饰也随之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展现出新的时代特色。尤其是广大妇女群体的服饰在这一时期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风貌。从服装、发式到佩饰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以往的鲜明风格,同时魏晋妇女服饰的独特性和时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     

晋人风韵之美

<正> 《世说新语》是一部体制短小、规模宏大的"微型"小说集.往往以数十百字的凝炼篇幅,勾勒出一幅气韵生动的人物剪影.全书所写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加上刘孝标注涉及的达一千五百余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广泛反映了以魏晋士族文人为核心的社会生活层面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关于《世说新语》人物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审美特征,宗白华先生有一段精到的分析:"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     

魏晋时期之相人术与魏晋社会

与两汉时期相比,魏晋时期的相人术至少有五点重要发展,而且从各个方面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当时的社会状况、学术思潮、社会风尚、宗教等都对相人术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中可观察出我国古代术数文化发展史的两大特点。     

从“入世”到“隐退”--阮籍思想三部曲

本文通过魏晋时代著名哲学家阮籍从济世热情到出世与草木为邻再到“无是非之别”的在世而超越的思想演变过程 ,透视中国文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追求人性自由的特殊思想轨迹 ;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思想方式的深刻性。对现代社会如何有利于人的生存也是一种启示。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钟嵘的诗学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美学史上一个转折时代,频繁的战乱冲击着先秦至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儒家思想,那些曾靠依附于各派政治力量荫庇下以求得艺术存在的幕僚文人,饱受了社会动荡的冲击后,渐渐体认到依靠外在力量求得艺术存在的时代结束了,转而走向依靠自我的时代。因而,文人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开始追求个体的自由,这相应带来了美学的自省和解放。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不仅体现于美学的本体论研究中,更主要渗透在审美艺术类型的实践探索中。     

《世说新语》类目设定的思想旨归何在?

刘义庆《世说新语》与以前的分类体书籍 (包括小说 )的分类初衷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他把魏晋文人的精神灵魂作为集中的表现对象 ,所以他的类目设定完全是从如何表现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入手的。但既然是为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划分类别 ,就不能不受到与魏晋文人的精神土壤相关的人物品藻活动的制约 ;同时又表现出刘宋时期的时代特征。一　　人物品题活动的起因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汉代以来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普遍实行的“征辟”和“察举”两种途径 ,是以乡、亭、里组织形式为基础的“乡举里选”方式进行的。由于汉末以来政局的动荡 ,人们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