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者:在道义和功利之间

阐释学研究应该从"应该怎样阐释"转向"为什么阐释"。阐释者作为原文本的阐释主体和阐释实践主体,既要通过对客体的改造实现其对真理价值的自主追求,又由于人的社会目的性而确保其对个人功利性的满足。因此在探讨阐释标准问题之前,了解阐释者在阐释伦理上的两难境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诸多阐释学现象。     

地域如何介入思想：法家源起的再阐释

先秦诸子百家有规律的空间分布清楚地显示出地域因素在其源起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法家源出三晋。三晋自然地理赋予法家浓烈的现实主义底色,四战之地的三晋地缘政治环境是法家独特历史观的生成前提,多元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天下居中的文化地理区位为法家注入了强兼容性特征。与周边文化尤其是齐鲁和荆楚两地的持续交流,法家对儒、道等各家思想得以吸纳再造。地域的枢纽功能将时代精神、地域文化等要素加以榫合,并从思想品格、历史观念等方面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法家学派。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

本文论析上博简 (二 )中《容成氏》关于“启攻益”、“汤攻桀”以及上古帝王世系的记载与经、史相异 ,并且探讨了《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 ,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 ,在燕国发生了“让国”事件而孟子的思想更集中在“王霸之辨”时 ,《唐虞之道》等篇的“帝、王之辨”就不合时宜了。“史”受到“经”的影响 ,经、史都存在“务存褒讳”、“隐没者多”的问题。“禅而不传”、“启攻益”、“汤攻桀”等等是被以往的经、史所“损”掉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早期儒家有一种比肯定“汤武革命”、“王道政治”更具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意识。     

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古史专家。他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并参考"疑古派"以外学人的正面性评价,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古史辨派"疑古运动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法家对黄学的批判继承

道家论政的主旨是因任自然的无为而治,法家论政的主旨则是以法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完善,采取的是循名责实的干涉主义;而黄学则是道、法之间的重要的过渡环节,正是黄学的"道生法"、"抱道执度"、"循名复一"以及上下有别的王术观念等,使法家实现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即上无为而下有为.黄学的一些理论命题及观念构成了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法家人才观对古代人才 影响

先秦法家人才选拔观有四点是有利于当时社会进步的,即以功授官、任人惟贤、不拘一格与重在实践.它们后来被曹操、赵匡胤、朱元璋等杰山君王所吸收,化做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的积极因素、人才选拔制度中的合理成分.     

对“反对阐释”的阐释

在《反对阐释》一书中,桑塔格主张:在符号表层之下根本没有隐含着什么深层意义,意义就在表层;对那些将被阐释的作品而言,艺术家本人的意图无关紧要;最好的批评是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人们需要的不是一种理解和解释,而是一种体验、一种新感受力.她的这些口号可能有些激进,但它们正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精神的体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思想回应了后现代艺术的现实诉求,代表了后现代文化批评对传统理性批评的反叛.     

儒家抑或法家:论桓范的政治伦理思想

桓范是魏晋之际不可多得的儒家人物,从残存的《世要论》来看,他把阴阳五行论与儒家学说结合,主张德治为主,德刑合用,强调君德与臣道之不易,认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并以"慎刑""息兵""节用"作为"得民心"的具体措施。这些观念,明显受到孔孟尤其荀子学说的影响,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再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桓范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与当时诸多权力人物进行过"肉搏",具有一线的政治经验,这使得其思想与孔孟尤其荀子相比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但他仍坚持了儒家的理想和原则,没有滑向曹魏统治所青睐的法家。他是一个极富理想又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将之归于法家有失妥当。     

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周作人对法家暴力文化的批判

用作人是"五四"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个始终对法家思想保持高度警惕的思想家之一,但用作人的这一立场始终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认为,用作人对法家暴力思想、三纲主张、法家化"酷儒"的揭露与批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长期裹足不前的关键,值得后人重视,尤其是在认识争总结五四思想成果时,忽视用作人的思考是不明智的.     

先秦法家对《诗经》的批判

春秋战国时期,与孔子等奴隶主贵族文人对《诗经》的褒扬播布相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其中主要是商鞅、韩非和李斯等人,对《诗经》均持严厉批判态度。他们在不同的斗争境遇中,异口同声地批判《诗经》,指出它对新兴制度的危害,主张坚决禁绝。这一主张,后来变成了秦始皇“焚书”的理论根据之一。秦始皇所焚之书,头一部就是《诗经》①。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无论如何,《诗经》在春秋战国时     

王阳明对法家思想的吸纳与运用

王阳明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着各种思想的精华.法家认为重法是爱民的手段,强调赏罚必信、法因时变的思想都为王阳明所吸纳和实施.     

法家人才观对古代人才管理的影响

先秦法家人才选拔观有四点是有利于当时社会进步的,即以功授官、任人惟贤、不拘一格与重在实践.它们后来被曹操、赵匡胤、朱元璋等杰山君王所吸收,化做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的积极因素、人才选拔制度中的合理成分.     

法家的经济伦理思想

法家是先秦时期提倡法治的学派。这个学派在战国时期属显学,是个大学派,而且分支众多,各诸侯国几乎都有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但从法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主要可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     

论经史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经、史显学,部次甲乙,向为中国学子所重。经史之发生、经史之异同及经史之关系,学界亦颇多述论。然论有时异,代不乏人。王东撰文《论经史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对此再作辨彰。王文从经史发展双重线索的考察出发,亘古千秋,撮要发论,分别以一,从史附于经到经史分途;二、从经史分途到融经于史;三、从融经于史到“六经皆史”三节,对经史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宏观的整理,并进而分析了这种发展演变对史学所产生的影响。     

在尚力与尚礼之间——对中国当代文化走向的一种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尚礼文化,推崇价值理性与内省精神,注重以“礼”为规范的社会、伦理秩序。这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历史惰性。而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则是一种尚力文化,崇尚工具理性与扩张精神,信奉以“力”为裁判的竞争法则。后者在推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文精神流失、社会价值混乱等一系列副现象。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继承尚礼文化的优良成分、克服尚力文化的固有弊端,在尚力与尚礼之间建立一种有机制衡关系,这是为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提供必要的动力机制和规范机制的必由之路,也是事关中…     

公众意见概念:对五种观点的阐释

公众意见是民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但其含义却长期以来难以达成一致.本文将这些关于公众意见含义的争论梳理成五种观点:公众意见是个人意见的集合;公众意见是多数人信仰的反映;公众意见是团体意见及其冲突的结果;公众意见是媒体和政治精英的意见;公众意见是一种虚构.并指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选择合适的含义.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圣王今王化”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今王圣王化”的效果则大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