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碰撞的当代审视

全球化时代世界多元文化交织与变奏的过程,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审视三者发展演绎的内在规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契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选择与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会通与融合,既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现实呈现与当代选择,也是一场世界多元文化的"文化自觉"运动。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评说新儒家

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出生于五四时期。本世纪2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传统价值系统开始解体，在国内出现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情况下，一批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欲图通过弘扬儒学，保存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同时吸收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即现代新儒家。它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宋明理学为依傍，有着强烈的救世立场，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而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以自立于…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天学精神与儒学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明代嘉隆以后 ,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文化领域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此时西方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 ,并参与了这场文化交流。由于相属异质的东西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使得天主教文化的本质——天学精神在会通中国文化时 ,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选择 ,儒学伦理因其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本位特征而成为天学精神会通的首选。但传教士们却把对儒学伦理肤浅的会通当作两种文化交流的基础 ,当明末反教儒士否定了这种肤浅会通后 ,这种潜在的不利因素也就迅速地变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实在障碍。     

儒学与中华文脉

由孔子整理、修订的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基础。以六经为基本经典,孔子开创了儒家文化。经过历史的选择,儒学二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学的承传也就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承传。历代儒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普遍地怀有虔诚崇敬之心,并且以斯文自任,以继往圣之绝学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所以,中华文脉不息,有赖于儒脉代传不穷,有赖于儒家学者对文化命脉的体认与承担。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三重向度——对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如何"化中国",又包括"中国"如何"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上说,当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怎样面对作为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学时,儒学家们也在焦虑如何应付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儒学家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坚持三重向度,这对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孝道的批判与重建

<正> 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实具有根源性的重要作用。然而自历史演化至十九世纪末以来,在强大的西方文明的进逼下,动摇了朝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信心,致使反孔非儒的言论渐次出现,而且日趋激烈,终于形成了1914年后以《新青年》之作者群为代表的对儒家传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作为儒家传统重要组成部份的孝道思想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讨伐的对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孝道的批判,即集中在这一时期。而三十年代以后,一些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回应前期的批判,起而从学理的层面,对孝道传统进行自觉的维护与理性重建。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我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突,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是这种尝试的主要内容。“合儒”即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以证明两者的相互契合。“补儒”即在伸张先儒真谛的旗号下,用天主教神学来驳斥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以理和心为世界的本体,抹杀了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的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为基础的,这与理性主义的儒学在学理上有着根本的冲突。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从学理上沟通、调和两者的差异,因此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是浅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人性与人格视角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融合

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角度,从民族文化理论自信和民族主体文化自觉的方面,将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有益思想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学理体系,用儒家的人性修养与人格养成的心性学问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人学,将是解决现代人对物欲的迷惘、精神的迷失以及有时对人的生命本真的遗忘,以及提升人们对"心"的真境的坦然面对与真实感知,是治疗现代人的价值困惑和精神迷失的有效途径。这对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方向——以宗密《原人论》为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会通无疑是当前文化自觉的核心话题之一。如何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朝着拓展包容性、提升整合性、增强适应性和激发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就成为这一会通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中国文化第二期发展过程中宗密会通儒、道、释,其思想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方向,同时对于中国文化第三期的创造也具有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能否澄清儒家民本思想的本来面目,能否剖析民本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能否揭示先秦和明清之际相关政治言说的具体诉求,对于在思想层面普及名副其实的民主理论而言至为重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理论课题。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对于儒家民本思想有过不少辨析。他由具体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入手,深入分析先秦时期与明清之际基于民本思想而形成的各种政治批判主张的基本立场、所指的现象、分析的逻辑、解决的方案。在他的分析框架里,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把"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的特征,在研究范式上超越了对中国传统形式主义的肯定或否定。这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理论的熟练把握与对时代思潮的敏锐观察。     

儒学发展动力之思

儒学的发展是多种力量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动力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异。社会需要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对思想、理论而言,社会需要只有当它被意识、被思想之后才能成为思想、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力,因此,思想、理论的生成和发展有赖于人们的理论自觉。儒家的理论自觉是儒学发展的内驱力,这种理论自觉主要包括儒家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意识、批判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等内容。儒学是在与非儒家、儒家内部的思想冲突、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儒学的未来发展既有赖于社会的需要,更取决于当代儒家学者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