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重回现代性的发生期与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发生无疑与百年前的晚清、"五四"关联密切。但历经百年,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并没有完成。为此之故,有必要再次返回现代性的发生期,批判性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状况与晚清、"五四"时期的内在关联。回到当下,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然具有"别现代性",因此,在返回晚清、"五四"思考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时,有必要立足社会文化的实际,把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因此超越了"五四"文论的现代性局限。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需要批判性地介入当下的文学文化与社会现实,同时又需要具备"创造性转换"的理念与方法以及公共性等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批判

把现代文学以现代性的名义统一起来,这既体现出对重写文学史号召下的现代性焦虑,也体现出对文学多元性的认同,以及学界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对现代性的界定也呈现出各自为阵的局面。为此,重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非西方”的社会学建构:从现代性的他者到他者的现代性

社会学是一门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学科,旨在解释现代性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虽然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一直都是社会学阐释的重心,但是“非西方”仍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非西方首先作为历史参照,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形象,被欧洲社会学家用以反衬西方的现代和进步.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非西方的发展和崛起对西方社会学构成了直接挑战,西方社会学需要应对非西方崛起的问题,即对他者的现代性做出社会学阐释.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内”与“外”

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外",是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内的国家整合方式、对外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的叙事维度,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基本设置、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外"的维度,则是宪法序言第十二段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涉我国外交原则和世界秩序理解等内容。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与"外",呈现的是国家建设空间维度的一体两面;无论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内的国家整合,还是对外的外交政策与世界秩序理解,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空间理解基础之上的;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外叙事,正是对这种何谓"中国"、中国"何为"的空间理解与建立在这种空间理解基础上的政治秩序的塑造记载。2018年,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宪法,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旨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政治努力。     

近代中国“开埠”述论

开埠通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过促进作用,给人类社会带来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自唐宋以来也曾有过辉煌的中外通商的历史,也给人类社会的文明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中国真正广开商埠,和世界各国广泛交往,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实现的。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生出入的是,中国广开商埠以后,不是如同世界各国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沉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这是一段血泪的历史、屈辱的历史,认真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对中国现在的对外开放不是没有裨益的。     

“文学”与“文章”——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

从文学的角度探索和反思现代中国文学的形成,可以看到文学与文章在新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文学作为途经日本的回流语,在促进文学产生的同时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文章作为西欧文学的译语,成为鲁迅、周作人反抗作为回流语的文学、复古的文学和纯文学的特别用语。而文学与文章以其对抗性的存在和转化构成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

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我们并和我们无法分离,它不仅使得中国更加接近现代化,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思维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激励了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知识的生产。既然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现代性也就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了的现代性,或者说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立场出发,重新建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显然,这两个话题是通过翻译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而且不断地在我们的理论争鸣中被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引证并讨论。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形成,一方面消解了大一统的单一现代性的神话,为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在全世界各地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对全球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因此,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

目前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与阐释的。伴随着中外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的多方面质疑,谁的现代性这一提问再次触及到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调和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建精神主体性,重思中国近代思想的流变,才是中国现代性独特的剧情主线,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是考虑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思路。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现代诗美——论“九叶诗派”的现代性

九叶诗派作为现代诗歌流派的重要一支,历来受诗歌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主题关注、意象构置和情绪表达三方面对九叶诗派的现代诗美进行论析.指出九叶诗派在创作及理论上进行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的努力,并对九叶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新诗现代化中的价值地位作了新的审视和界定.     

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中国道路”与新型现代性构建

西方资本主义塑造的现代性强势话语,在现实社会展现的危机中遭受普遍质疑,引发了关于现代性多元路径的期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辟的"中国道路",既是对西方一元论现代性范式的现实突破,更是探索新型现代性方案的有益尝试。在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始终不可忘却。     

从“改革宪法”走向“宪政宪法”——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宪法发展的回顾与思索

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及其四次修正案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这三十年宪法发展呈现出鲜明特征: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更新宪法观念、自觉推动下大步向前的;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变迁,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以确认改革成果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及时修订,重视宪法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为宪法从"改革宪法"发展为"宪政宪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论中国新诗中的“梦幻者”视角

在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时代,一些诗人选择以“梦幻者”视角深入文化语境,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思进行变形化的渲染与再现,使主体的精神体验和存在意识得以澄明.具备顿悟、超验、所指不确定性的“梦幻”思维本身,正切近了诗歌“重感性、重想象”的文体特征,诗人选择这一视角,既能显露出他们对日常生活场景进行重塑的愿望,也折射出其个性化的诗维运思.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