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清朝对蒙藏地区实行的“礼治”政策

礼治",就是通过"礼制"、"礼仪"、"礼器"等内容和手段,来维护和协调社会的等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牢固。清朝统治者优礼、尊崇藏传佛教,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蒙藏地区的工具,把对藏传佛教的管理纳入国家礼仪制度,通过"礼治"维护了蒙藏地区的稳定,有效地巩固了清朝政权。     

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

清朝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实为吉和,而非《德宗实录》记载的志和。吉和、乌拉喜崇阿曾向朝鲜指出防范日本侵略的必要,对日本逼签的开馆通商条约表示忧虑,肯定并赞扬了朝鲜以往在日本书契问题上表现出的坚持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态度。并未发现他们对朝鲜有与日本订约的劝告。在朝日谈判期间举行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世子的仪式,客观上为主和的闵妃集团加了码。朝鲜高宗和闵妃集团不肯向清使披露朝日会谈的进展及真相,却充分利用清使册封的时机,断然决定与日本议约,造成得到清使支持的假象,以瓦解国内主战派。《申报》报道及日人菊池谦让的记载均非信史。     

清朝出兵准噶尔中的察哈尔蒙古

公元１６７５年（康熙十四年）,清朝征服察哈尔部后,对察哈尔蒙古实行政治、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八旗等级制度,平时生产,战时从征,使其成为一支随时供清廷调遣作战的常备军事力量。本文仅以察哈尔蒙古在清朝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历次大的战争中所起作用作一探讨。一、在...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以清朝入关前后为中心

明末清初,素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彼此极力相互搜集对方的情报,以因应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结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日本基于唐船风说书的对华情报搜集,不仅呈现了明清鼎革之际中日之间情报攻防的实态,而且折射出当时清朝、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利益分野和外交博弈。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前近代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中国对于作为"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这种相互认知的不对称状况,无疑对于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之分野,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关于异国情报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对此中国学者如何予以旨趣不同、立场相异的学术因应,或许才是论文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试析乾隆二十九年的盛京会审——兼论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的差异

乾隆二十九年朝鲜人金凤守、金世柱等在越境贸易的过程中误杀凤凰城甲军常德,由于该案被害人为清朝士兵的特殊身份,清朝对该案的审理突破了既有的以凤凰城会审为代表的中朝会审制度,而实行了盛京会审的特例。在既往的研究中,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往往被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本次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在司法程序、主审部门、审判结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盛京会审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将在中朝会审制度下让渡于朝鲜的司法审判自主权的收回,进一步说明了清鲜封贡关系下朝鲜对越境犯罪案件所拥有的司法审判权附属于清朝的特征,其得与失完全取决于清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判断与权衡。     

论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

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可分为朝贡贸易政策、海洋贸易政策、陆路沿边贸易政策三部分。总的来看,清朝前期对东南亚实行的是较为友好稳定的开放贸易政策。清政府一直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虽然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曾短期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并在乾隆二十二年后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但一直准许东南亚商船来华贸易。虽然在乾隆中后期曾短期关闭与缅甸、安南的边境贸易,但在多数时间里允许中外商民自由往来。清朝制定对东南亚贸易政策的初衷不是裕国富民,而是从属于封贡秩序的维系与重建。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顺康时期李朝与清朝关系探析

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 虽积极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但李朝仍心系大明, 眷恋明朝, 对刚刚建立的清朝表面虽予承认, 背地里却大搞以光复明朝为己任的北伐活动, 并企图与清朝国内的反清势力联手实现“反清复明”计划。伴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以及清朝致力于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李朝逐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 两国关系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康熙朝清韩宗藩关系研究

清初朝鲜因受传统“华夷大防”思想的影响对清韩宗藩关系持敌视态度,直到康熙初年朝鲜的这一心态仍未发生变化。而以三藩之乱为代表的汉人反清运动又进一步激发了朝鲜的“北伐”情绪,清韩宗藩关系面临崩溃危机。康熙为了巩固、稳定清韩宗藩关系,作出了积极努力。他一方面果断地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另一方面又主动地为改善清韩友好宗藩关系作出了多方努力。正是在康熙为首的清方努力下,朝鲜才放弃了对清国的敌视态度,清韩宗藩关系也获得了新的发展,从而为康乾盛世下清韩特殊宗藩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政制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

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

<正> 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生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终年五十岁。他生在西藏多事之秋,历康雍乾三朝,一生坎坷。从清朝怀疑他的达赖喇嘛地位,到正式册封、尊为西藏宗教领袖,最后授权亲政,全面管理西藏政教事务的过程,反映了清朝根据当时西藏政治形势变化的实际采取不同施政措施的三个     

清代奉使朝鲜纪行文献提要与价值考论

清朝出使朝鲜半岛的纪行文献现存四十二种，其中有三十种是笔者首次发现的。这些文献始于康熙十七年，迄于光绪二十一年，伴随着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而生成。清代朝鲜纪行文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其中包括诗歌九百余首，日记十一部，笔记九种。它们生动反映了清代中朝两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交流史实，也真实记录了朝鲜半岛的自然地理、社会风俗、军事外交以及近代化历程等多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清代朝鲜纪行文献，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也有助于在综合中日韩三国文献的基础上，深入研究17至19世纪东亚各国的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状况。     

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日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是一个对中国儒学十分尊崇的国度。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颇具特色,突出地体现于有清一代朝鲜统治者所提倡的“感戴皇明”的社会风尚以及在“尊王攘夷”的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下,朝鲜完成了由被迫向清称臣纳贡到心甘情愿地做清藩属的历史过程。关于清朝时期朝鲜“感戴皇明”的原因,前人多简单地归结为“壬辰再造之恩”,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强调“三纲五常”、主张“尊王攘夷”的中国儒学是朝鲜对“皇明”的“感戴”能够历清一代,经久不衰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基础,是朝鲜“感戴皇明”的深厚的文化背景。朝鲜对清政治立场的转变固然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根本的起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清文化的日益进步。     

清朝对中亚诸部的政策探析——以1759—1864年为中心

乾隆中期统一新疆后,清朝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开始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中亚诸部发展同清朝的关系最主要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藉此增强其国力。而清朝发展同中亚诸部的关系既是一种政治礼仪上的需求,冀其臣服于己,以示清帝为天下共主,同时,也是为了边疆统治的安全。从清朝对中亚诸部的政策来看,无不以此为目的。清朝的中亚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其中亚政策却是失败的。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