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

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诗学流派党同伐异,迭相更替。作为一种易于传播和接受的诗学批评方式,唐诗选本大行,成为各派借以标榜自我、攻击异己的诗学实践。与前代唐诗选本相比,李、杜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得到空前的重视。选家对于李、杜各体诗歌的选录与评点,可以说是明代各诗学流派,尤其是格调派与性灵派审美思想、诗体观念的碰撞。     

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明初林鸿论诗首倡以盛唐为"楷式"。后高棅将这种主张引入唐诗编选中,标示了明代唐诗选本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曾一度有选家反对这种"楷式",而竞相为选。但是,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毕竟是当时的主流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选诗倾向,则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种楷式最终确立于嘉靖中,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径直接续盛唐诗歌成就,续写一种经典诗歌史。     

明代先唐诗歌选本编选的诗歌史意识

明代诗歌选本主要是指先唐古诗选本和唐诗选本。先唐古诗选本约有150余种。明代诗歌选本在选录大量先唐古诗和唐诗的同时,既倡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又体现了一定的诗歌史意识,具有通代诗选性质。     

唐诗选本经典性及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唐诗的经典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选本之流行,而选本本身也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别。能够推进唐诗经典化的,是那些经典性的选本。什么样的唐诗选本才具经典性呢?经典选本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由此考察人们对选本经典性的认识,会发现人们观念上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还影响着我们对古代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认识。     

明代唐诗选本与五言古律之辨

古律诗介于古体、律体之间,实难界分。《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和《唐诗解》将其归入古诗,《唐诗归》肯定以古为律,划为律诗,关于诗体归属的分歧和争议实是明代辨体思想的深入展开。从明代唐诗选本中五律的评选,可以看出选家对古律诗的接受与五律体调的建构密切相关。性灵思潮与复古主义的对抗与同化则是展开古律之辨的文化语境。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凤凰涅槃》在民国选本和共和国选本中的沉浮

本文梳理、考察了近百年来不同时期的文学选本收录郭沫若《凤凰涅槃》的情况,从选本角度还原了《凤凰涅槃》由民国选本的"缺席者"到共和国选本的"宠儿"之经典化过程,论析了这一过程的生成机制,揭示出政治语境和诗歌逻辑等作用于《凤凰涅槃》之"选本史"、作用于其"经典性"建构的特点。《凤凰涅槃》经典化是由选家、读者参与在变化着的历史语境中完成的,其"经典性"是由《选本》参与"叙述"而建构起来的,它是否属于穿越时空的诗歌经典尚不敢确定。该文对重新认识既有的"新诗经典"具有启示价值。     

明代选家对其所选唐诗的价值定位

明代唐诗选家多复古崇唐,基于对唐诗不同发展阶段艺术成就的轩轾黜陟,而各自为选,使得唐诗选本大盛于时.学者多着眼于唐诗选本与选家文学主张的对应关系研究,而很少留意选家对选本价值的期许,即是在选家看来,选本中代表唐诗精髓的诗作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大体说来,有将所选唐诗作为一种“楷式”以供学诗者借鉴的,有在此种“楷式”之外试图作一种补充或另辟蹊径的,有将所选唐诗视为学诗门径、津梁的,也有将所选唐诗视为“陶冶之具”的.     

论当代诗歌传播体制中的选本传播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就不缺乏各种各样的选本,由诗歌报刊、民刊、诗集、选本、互联网、电视等共同构成了整个诗歌传播体系,而选本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选本传播在推举年轻诗人、促进诗坛竞争和确立诗人与诗群的文学史地位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力.当代诗歌亟待经典化,而选本重任在肩.应多多关注选本在诗歌传播上的优势和影响力,而不必总是盯着互联网、电视之类的“热媒体”,一厢情愿地幻想诗歌的大众传播.     

百年新诗选本的地域化呈现——论贵州新诗的选本现象

百年新诗的选本现象,是新诗经典化中的重要一环。除了全国的新诗选本现象值得关注之外,作为地域化呈现的各地新诗选本也值得诗界重视和反思。作为西南省份之一的贵州,出版黔地新诗选本一直与几代贵州诗人群体的创作实践活动相伴随,在不同历史阶段诞生过近百本各类诗歌选本。这种穿越黔地的诗歌之光,照耀了贵州的诗坛,见证了贵州诗歌从单一面向丰富、从西南走向全国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贵州新诗选本在及时总结经验、选录经典、推出新人上功莫大焉,同时良莠不齐、缺少大家、力作尚少的缺点也很显著。作为贵州诗歌前行的精神路标,贵州诗歌选本放射出的独特光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总结。尽量借鉴全国百年新诗优秀选本的经验,则是贵州新诗选本努力与改进的方向。     

论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互动——以宋代文学选本为个案

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从清代诗选看诗歌选本的批评功能

选本具有衡鉴、评定的功能.选家必须在个人审美偏好与诗坛风尚、在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所编定的选本才能起到树立权威诗人、确定经典诗歌的作用.优秀的诗歌选本从实践层面上将选家的诗学观念具体化,并与诗文评、诗文创作等一起,构建选家的诗学体系.清代诗歌选家编定选本的最终目标的是影响时代风会,扭转诗歌地位下滑的局面.在清理古代诗歌的同时,一些选家也编定了大量"当代"选本,这表明选家有意识地将"当下"的诗歌创作纳入诗史传统之中,为"当下"文学的存在、发展寻找最恰当的逻辑理路和文化支撑.     

唐诗札记二则

唐诗札记二则张仲良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李白《夜下征虏亭》这首诗短短二十字，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夜景图画，语言朴实简洁，通俗易懂，代表着李白诗歌的另一种风格，所以许多唐诗选集和李白诗选收录了这首诗。不过这些选本对第三句的解释...     

从历代古文选本看欧阳修散文的经典化过程

本文对欧阳修文集和历代欧阳修文选集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特别是通过对历代20个选本的全面分析和比对,清晰地描述出了欧文在历代选本中入选的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欧文经典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这样认为:历代的选家与评论家和作家共同推进并完成了欧阳修散文经典化这一系统工程,而在这一系统工程的推进过程中,历代选家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些选家一方面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审美价值取向,是这个时代文学时尚的风向标;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文学传统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所以,欧阳修古文创作的经典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历代选本中得到体现的,欧文的经典作品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历代选本来完成的,而且这些经典作品的确立,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古文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判断,反映了这一时代对欧阳修散文中的优秀作品的普遍认同。     

李白女性诗歌美简析

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了清朝王琦编纂的《李太白全集》。这本书共收入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创作的诗文 1110 篇,其中诗歌 1048 首。在这1048首诗中,可以认定是描写女性的诗篇有103首,我们将它们称为“李白女性诗歌”。这些诗大约占李白全部诗歌的10%。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比唐朝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写女性的诗歌的比例要大许多。李白女性诗歌不但多,而且写得非常优美。《唐诗三百首》是众多唐诗选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为读者公认的。这本唐诗选集名为 300 首,实选唐诗307 首。在这 307 首中,李白的诗有 25 首,其中有 13 首是写女性…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评杜、选杜与学杜——明代李攀龙对杜诗的传承

杜甫诗是后世学习、研究的重要对象。明代"七子派"学杜、宗杜,其中李攀龙在选唐诗时,杜诗入选数量最多;评唐诗,杜诗为一个标杆。这种选、评体现出"七子派"的诗学观。李攀龙学杜,传承着杜诗的精华,主要体现在:诗情上,以忧心国事、体察民瘼为主要内容;诗境上,注重锤炼雄浑蕴涵之境;诗艺上,追求格律宛亮、章法严整。李攀龙虽有模拟之弊,却不能掩盖他在传承杜诗上做出的成就。     

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