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     

中国新文学发生语境的吊诡——从胡适“他们”与“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出发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白话为"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意识上有着十分尴尬的解说。分析胡适的心理深层症结,对其构建的以白话文为底色的新文学逻辑进行深入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思想谱系的吊诡。胡适主导的精英意识和另一种启蒙路径——民粹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无论胡适们当年怎样为"他们"呐喊,他都会走向"我们"。     

“中国逻辑”合法性之辩护:从胡适到沈有鼎

从胡适到沈有鼎,《墨经》逻辑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与西方形式逻辑概念相对应的《墨经》逻辑学,不一致的、体现个性的墨家自己的逻辑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纠结于逻辑的论域与《墨经》文本的关系,他们代表着一百多年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中的共同困惑。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逻辑学是历史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逻辑史的研究应该回到它的时代,走进文本,做文本田野工作;逻辑史的比较应该有一个公共论域。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家国天下”: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华文明之天下情怀的讨论,新见迭出,方兴未艾。那么,展开对于“天下”文明的讨论,其意义究竟何在?当下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肆意泛滥,人们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和分析世界。整个人类文明,正踯躅彷徨在危险的十字路口。此时此刻,适值“中华文明再出发”的前夜。从1840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能够理性地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足可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在文明论意义上,中华民族,其心智与心性,究竟对此世界有何贡献?通过对中华文明之“家国天下”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是否会有化解文明冲突、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超越了现代性的普遍化技术系统在“新天下主义”中充当何种角色?概言之,“天下”情怀是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全球治理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有鉴于此,本刊特邀赵汀阳、任剑涛、许章润与关凯诸先生,围绕“新天下主义”予以深入研讨。通过此组专题笔谈,相信会对“天下”文明的研究有新的推展。     

再读“生命英雄”

海明威是美国现代文学的杰出大师,他那一篇篇闪耀着艺术光辉的珍贵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塑了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充满了大无畏的硬汉气质,并集中地体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强烈个性.     

尊重历史事实 合理评价胡适——“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胡适研究会主办的首届“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6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包括台湾)以及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汇集了一批在各学科领域胡适研究的老、中、青学者,围绕着“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这一主题,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讨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作用及其贡献。研讨会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既对近年来胡适研究的情况、成绩、进展作了回顾和分析,又集中展示和交流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会着重在以下四方面进行了热烈地研讨。     

“重兴”形而上的思考——再读《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2 0年后再读《熵 :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 ,深切地感到 :对熵的理解必须跳出形而下的功利化偏见。熵定律是形而上的定律 ,把握熵的本质 ,“重兴”形而上的思考是时代的需要。书中有限的、代价的、节约的、共生的、适应的和爱的观念为人类摆脱困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带有根本性的思想遵循。     

胡适与中国的比较文学

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手册等在介绍近代以来的比较学者时,都只字不提胡适。然而,胡适不仅象近代所有比较学者那样翻译过作品,或在文学研究中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是寥寥可数的自觉提倡比较文学的学者。因此,胡适与林纾、鲁迅、茅盾、吴宜等人一样,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他的新诗、话剧创作却并没有多少艺术     

儒道“天人合一”观的再读与反思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多被解读为人与自然的合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指自然的天,而是指人格化或言神格化的天,所谓天人合一不过是人和人化自然的合一,而那个被合一的人也并非自然人的存在,而是社会秩序中某一阶层的存在或某一个体地位的表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社会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自然天与自然人的合一思想,我们把今天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了。     

胡适“问题与主义”刍议

胡适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逐渐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胡适接连就西方的“主义”与中国的“问题”,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思潮的不同看法。文章写于“五四”运动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良莠难分。这时期的胡适,一方面还是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斗士;另一方面他思想上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处在逐步向资产阶级右翼转化的过程中。因此,“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中国哲学史:从胡适到冯友兰

1915年冯友兰到北大读书时,偌大中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只有一部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从名字上看,这本书视无所不包的“道术”为哲学,“六艺九流”无不入其范围,经学、史学、文学都是其研究对象。 这种哲学与非哲学问题混淆不分、哲学仍然是经学的附庸的见解,在当时北大的中国哲学门也大有人在。北大中国哲学门有三门主课,即中国哲学史、诸子学和宋学。当时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由陈汉章先生主讲,讲授时间为二年。他讲课的特点是旁征博引,漫无边际,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学生们听得没有耐心,便一起发问: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不料,这位陈先生的回答竟然是:“无所谓讲完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胡适被“逼上梁山”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致力于新文学革命,提倡白诗文,写作白话诗,成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这自然与他接受国外教育和他的实验主义哲学等思想有关,但也与他受到当时一班留美的文人朋友的反驳有关,其中有梅觐庄(光迪)任叔永(鸿(?))唐擘黄(钺)等人。梅觐庄竭力反驳胡适把中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

在科学方法论的建构中,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中与中学双向互动,相互改造,由“五步法”改造为“三步法”,再由“三步法”演变为“十字法”,最后到“四字诀”。胡适重构方法论的思路已从标榜西学到融合中西,终至偏向传统朴学。由于胡适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文史治学领域而无法完全达到哲学层次,因而很快被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论所代替。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

胡适与杜威的关系是 2 0世纪初中国思想史、教育史上令人关注的话题之一。胡适直接参与邀请杜威访华以及陪同讲演等活动 ,同时又积极评价杜威中国之行的意义 ,奠定了后来相关研究的基础。当然 ,胡适回忆中的不实之处 ,也应加以辨析和纠正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梦秋由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安徽大学、黄山文化书院、徽州师专、《江淮论坛》和《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单位和团体联合发起并主办的“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８─—３且日在黄山市屯溪举行，来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