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二朱”与中大史学

"二朱"同时执掌中大文史学研究所和史学系,共同制定史学系课程,协力创办史学专业刊物,以现代史学研究为学术实践,积极倡导文化史研究,以"文化学派"自居,并将人才培养视为纽带,逐步形成了从治学志趣、学术实践和教学方针三位一体的所(系)建设框架,对中大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丰富了民国史坛的内容。     

20世纪上半叶的唯物史观社会学

唯物史观社会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潮。这个学术思潮在当时不仅完全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观察社会的角度,也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唯物史观社会学作为当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积极参加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三大论争,这些论争虽然都是以学术争辩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都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紧密相关。所以说,在唯物史观社会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是一种"新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发展,为解读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深化了中国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     

中德历史主义学派之比较——兼论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

为什么历史主义学派在近现代德国史学界会获得主流地位,而同类的历史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只能屈居支流?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一战前,德国传统精英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自强,强调本民族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历史主义学派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个学式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也得到了证实。而在近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国家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中国的激进文化精英不能通过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国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救国救民之路,而只能通过类学式的思路在西方文化中寻求普遍的真理,并最终诚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而言,本文认为,历史主义对史料、史实以及历史特殊性的重视,无疑是值得继承的史学理念。但个学式的历史研究在认识效率上是无法与使用系统科学概念与理论的类学式历史研究比拟的。历史研究不应该排斥理论,使用理论时如出现问题,根源不在于"公式主义"的方法,而在于理论的质量。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近代学人日记视域下的学术流派

近代以降,社会巨变,为了解决古今问题、中西问题和学术转型之需要,产生了多种学术流派。湖湘学派与公羊学派之间及其内部因为观念和旨趣的不同而出现的门户之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桐城派在近代借湘乡派崛起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后在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文选派”“章门学派”等的冲击而逐渐式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以兰克史学重“语言学”和“档案”的路数来改造当时学术界的研究路向,深受欧洲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料观和治学方法成为史语所研究的范式,傅氏个人霸道的秉性和不徇私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史语所的风格。民国时期,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围绕经学存废进行论战,南北学派的论争在多个学术领域展开,但学派纷争影响了学术发展,呼吁南北学派的合作与团结成为时代的呼声。近代学人日记以记载的连续性和洞察隐微的笔触,按照当时情境将零散的片段叙述以历史剪影的形式保存下来,为我们还原和解读近代学术流派的旨趣与纷争提供了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影像”。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论学派与史学的繁荣

关于学派有三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第一 ,中国近百年史学的发展就是在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 ,史学阵营中学派互动过程中推动的 ;进化史学派、实证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主要学派各自为史学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 ,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2 0多年的发展 ,学术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具备了产生历史学派的社会文化条件。第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是允许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允许存在不同的学派。事实上以研究领域划分的或以所用研究方法趋同等方式自然结成的学派已初步形成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     

蒋廷黻与“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历史学派"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相似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在"清华历史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蒋廷黻在立言著述和治系行政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历史学派"和蒋廷黻之间的良性互动,缘起于诸多深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接续传承"清华历史学派"的学术精神,对于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及参考价值。     

马列主义史学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浅议

从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近代中国史学,世代史学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学术问题,应坚持马列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正确对待传统与近现代史学及世代史学家,在继承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     

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的朴学治学精神

训诂考据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自晚清以来,形成了具有实证精神的文献学和考据学。这种朴学治学方法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学者。但是,这种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被抛弃,甚至受到批判,"以论带史"成为学术界普遍的方法;海外有学者也认为考据训诂不能提出重大原创性观点而轻视其用。王元化晚年对于这种粗疏的带有意识形态化的学风进行了批评,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在思想探索中运用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不拘于理论和体系的建立,并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而身体力行之,坚守"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具有朴学特色的治学方法,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它既与王元化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也与王元化对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这种治学方法,贯串于王元化的反思及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形成具有王元化特色的思想史研究、思辨哲学、国家学说研究和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肯定。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论争与实践--以华南研究为例

华南研究可以从地域和概念两个层面去理解,但方法论是华南研究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涉范围,即强调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地方文献及档案运用与解读的方法。在这种学术旨趣的指引下,国内外一批地方社会文化学者在华南区域着手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使华南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的名称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识。而随着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已经不满足于将目光停留在华南一隅。“超越华南”或“告别华南研究”之所以提出,即在于“希望走出华南,到中国其他地区去,延续他们的问题关怀与方法实验。     

论教育史学学派及创立的必要性

在我国教育史学领域,人们对教育史学学派问题缺乏必要认识,学派意识不强,而教育史学学派在推动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从总体上规划学科的发展,有意识地建立合理的学术梯队结构,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创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史学学派。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比较文学系谱学建构的基本宗旨,就是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起源、发展、演变加以系统的评述与研究,寻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对中国比较文学加以定性和定位。在本文的比较文学系谱学体系建构中,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文学比较"、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现代由"文学批评"转换为"文学研究"并走向学科化;学科化之后又形成了三种学术形态: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形态,美国与苏联学派以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为宗旨的"文艺学"形态,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则超越学派畛域,形成"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文化形态。     

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

姚名达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全面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撰写了中国史学家系列年谱丛书,开创了史理学新学科,成就颇著。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