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神通观

神通在早期佛教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公元五世纪觉音撰写的《清净道论》是一部权威性的上座部佛教概论。全书二十三品,其中有两品(说神变品和说神通品)是专门论述神通的。但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实证主义的兴盛,在佛教研究界,学者们常常故意回避早期佛教中的神通问题,甚至佛教学者也自觉地对神通问题进行淡化处理。因为按照近代科学标准,佛教的     

离别重逢：尹湛纳希小说的情感世界

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离别重逢”母题在仿拟明清小说中的创新。他认为“离合”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常态,而能体味其中“悲欢”意味,则为人性觉醒、审美体验的提升。在“离”“聚”对应书写中,有意设置新内容,以突出人物特立独行的性格特征,在“离别”“重逢”的社会磨折中表达主体感悟,展示世俗与超世俗的审美意味。一者,赋予“乱”的内涵新的意义,不再仅仅是自然或人为灾难所致,而有趋利之辈所加者。二者,外力的有意“聚合”会加剧当事人的烦恼。三者,以聚合、离散悲悲喜喜揭示离开秩序混乱生活的快乐,以及聚散根源——外在势力的压迫而导致生活艰难、磨难。尹湛纳希吸收了中原小说、诗歌中的母题元素,使“离别重逢”母题的意蕴更加丰富,而其自传体笔法则令爱情、亲情关系书写又有新突破。     

“九九缺一”母题的南亚佛教文化溯源

“九九缺一”,是一个从南亚经由佛经媒介传入中土的奇妙叙事母题。从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可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运用“十”(及其倍数“百”、“五百”、“千”)这样的数字时,故事叙述者“思维定势”影响到叙事表达方式的有序化和习惯化。中土小说野史为此有了一种先在的互文性参照。在一个富有意味的整数到来之前,就有了某种先在的暗示,而数字背后又连带着“数”——古代又常指人既定命运,命运要来一个大的转折,从而叙述的故事情节出现了一个“陡转”讯号。或者,这个陡转就带来了特定故事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该母题的存在,可较为合理地解释因为某种神秘信仰没有被实际验证的情形。     

明清小说中江南节日的地域色彩与叙事功能

岁时节日以其多样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其中江南节日因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叙事场景。明清小说中的江南节日体现了江南小桥流水、画船相连的水乡特色;诗酒风流与风花雪月的享乐风气和浓厚的商业氛围与较高的消费意识。在叙事功能上,江南节日为小说中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具有特殊情调的环境氛围和叙事场景,通过促成人物性格的变化或作为重要的叙述线索推动了故事的进程。一部分节日也因其节俗的原始意义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     

探骊得珠琳琅满目——评刘卫英博士《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研究

宝物崇拜作为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现象,为神话传话、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数母题和原型.明清小说宝物描写更是五花八门,斗宝情节妙趣横生,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景.     

中国文学中的主题与母题

母题有具象性，而主题往往是抽象概念。母题较多地呈现客观性、中性，而主题由于这母题(意象，或不止一个)出现及其特定组合而显示意义，融注并揭示了作家的主观性倾向性。主题数目极多而母题数目有限。在进行跨民族、跨文化比较时，母题着眼点偏重在同，而主题着眼点偏重在异。就一篇抒情性作品来说，往往除一个较突出的主题外，还或隐或显地含有其他主题质素，而后起的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更在其丰富的内容中包蕴着诸多“主题”。     

火光引路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神奇火光能引导当事人走出迷惑,使陷入绝境者得救,还能作为王朝兴盛的预兆等。佛教中火光有神圣、圣明的寓意。中土火光引路母题,源于中古汉译佛经。佛经认为,不同的火光,从不同距离来看,有着不同的亮度和层次;当事人在火光指引下遇难呈祥,走出命运低谷;昭示希望,使其迷途知返,还象征佛本身就是众生迷茫人生中的灯火。中土叙事文学该母题在后世得以多元扩展。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父亲"母题

人类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明的演化。与父权文明的历史演化轨迹具有互文互喻性相通的,是文学创作中对“父亲”形象和父性话语的重构和解构。这种重构和解构已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父亲”母题。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寻父”、“渎父”、“弑父”的创作形态,深刻地揭示了“父亲”这一母题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品质。小说中所表现的“寻父”、“渎父”、“弑父”这一母题,寄托了作家重建社会秩序、重建父性权威、重建个人精神信仰的文化理想。     

人大鱼大蛇腹生还故事的佛经文化渊源

宋明笔记中有多处入大鱼腹生还的载录。这一母题在印度大史诗和中古汉译佛经中可找到渊源。在同样受到佛经故事影响的印度尼西亚,母题在“英雄遇难”之中交织着“夫妻离合”,与中国大陆类似传说有着某种同源性、内在关联和细节不同。清初小说及传闻借助于这一母题,渲染了特定人物拥有宝物的作用,以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道理。     

《聊斋志异》中的异刑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佳范例。考察蒲松龄笔下的暴力如何写出,同哪些题材相关联,又被放置到怎样的伦理框架中思考,对探讨《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段有着重要意义。酷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母题,复现于全书80余篇作品中。按照刑罚背景的不同,《聊斋》中的酷刑可以分为三类:阴曹之刑、衙门之刑和闺闼之刑。作者在处理这三类题材时,写作手法和伦理观照虽不尽相同,但总把“酷”与“异”钩合,由“酷”入“异”,以“异”养“酷”,写感官而离感官,让读者在回味中蓦然体察到“力”之暴残,制造一种“意酷”的独特效果。     

东汉佛经词语拾补

汉译佛经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解释现身、不但、重担等几个东汉佛经中的词语 ,足可以补正《汉语大词典》等书的某些词条     

雕版印刷的起源

七千年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在战国时期传入中国,压盖印章的封泥则在造纸术发明五百余年后转变为纸张。石碑起于战国时期的秦国,贵族彰显孝廉之风使得刻写墓志铭的石碑盛于东汉。以后为了书同文和一统今古经文之争,东汉皇帝利用石碑刻写经文。唐代佛经的传入,动辄就要捺印成千上万次佛像的宗教习俗,促进了印章与石刻拓片技术的应用,终演变成印刷术。冯道的贡献在于儒家经文的勘定和考生读本的普及,而非雕版印刷的发明。     

法显与《法显行传》

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卓越的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返回的大师。《法显行传》详细记录了法显求法的历程,集中体现了法显坚强的性格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对于当代心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一、信仰与坚持;二、胆识与忘我;三、团结与爱国。     

略谈《八千颂般若经》历代汉译本的特点——从梵汉对勘谈起

《八千颂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中国古代多次予以翻译。本文根据梵文校勘本和六个汉译本所进行的梵汉对勘,分析不同时期汉译本的特点,并揭示各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由此一窥从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的历史流变。     

无畏施涵义的嬗变及其对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启示

在佛教慈善观的发展和慈善事业的开展中,布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佛教传统涵义的限定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使得财施在佛教慈善事业的实际运行中居于重要地位。太虚、印顺的阐释,使无畏施观念具有了全新的涵义,对于无畏施和布施观念在社会上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应当以无畏施观念为思路,真正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佛教慈善体系。     

《聊斋志异》中印溯源研究的学理依据及意义

讨论古代叙事文学渊源,必然落实到具体的题材、母题和类型.在佛经文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小说呈现出了以文言为主、偏重实录和承袭题材类型等特色.其主要类型,大多原非国产或本土故事原貌,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学价值观误读加工下,又突出地体现为亲和动物植物、热衷精怪灵异想象、信奉奇闻幻术、认同豪侠精神、褒许女性智慧等.至《聊斋志异》乃融会贯通,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题材类型稳定化、注重传承依傍、人鬼灵怪全方位思维而以普通人的人生为本位的民族特色.     

佛寺与家庙:滇西土官仪式的重构

明代中央王朝以违背伦理与礼仪原则为由废除西南土官。正统年间,革除鹤庆土官,改派流官。官员将佛寺改建为庙学,打击活佛信仰,士人也莫不以毁淫祀、诫僭越之名倡议正统祀典。此时,邻近土官开始谨慎处理身份与仪式的政治问题,并在经学传统中寻找身份、仪式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以云南丽江府与蒙化府的两位土官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他们如何以古代诸侯的身份,致力于建置相应的仪式和祠宇,如：（1）修建家寺、宦祠乃至勋祠与报功祠等;（2）将神话转为符合仪式正统的山川祭祀,成为土官领地的守护神;（3）建立宦谱,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将氏族神话、传说系谱纳入正统历史叙事,并强化边境土官世系的优越性。通过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土官的一系列作为,本文探究了土官在维护地方声望与地方利益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     

佛教教育理念中“身教”内涵探析

＂身教＂是中国古代僧才培养中重要的教育形式,是中国佛教教育的精髓。＂身教＂教育理念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儒、道、释三家思想中都有关于＂身教＂的论述。在当前佛教僧才培养方面,继承＂身教＂的传统教育理念,并不断创新,是僧才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但既然是＂身教＂,意义的表达就相对深隐,所以,＂身教＂内涵及其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周易》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论

《周易》以阴阳为其核心观念,通过"天人合一"理论的落实和道、气、文三者之间的关联,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主要从"阳尊阴卑"、"阴阳对待"、"阴阳和合"等三个方面分而述之:"阳尊阴卑"观念的形成导致古代文论对风骨、劲健的偏爱;"阴阳对待"构成"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的区分;"阴阳和合"则以"文质彬彬"和"含蓄蕴藉"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