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的宪法效力——从糖尿病学生被高校劝退事件说起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社会权属性要求国家积极建立教育制度,完善教育法规,提供教育设施以保障其实现。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对教育的发展扶持义务,不仅可作为补充受教育权的宪法论述,而且可被视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和责任,因此具有最高位阶的客观法效力,能够对国家权力产生法律约束,有助于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中庸之道。宪法的国家教育目标务款要求立法机关积极作为,完善教育立法,充分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     

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简论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法律完善

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来源及其行使正当的根本保障.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广泛、有效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外通行做法,并成为各国宪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借鉴国外经验,分析研究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现状与问题,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对我国宪法的发展乃至宪政建设都十分重要.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

考察中国与西方国家公民权利实现的历史 ,可以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人们的权利实现是参差不齐的 ,权利主体是逐步扩大的 ,不同权利种类的实现也是循序渐进的。各国的立法实践同样体现了权利实现的这种差序格局。决定权利实现差序格局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人们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 ,是重视差距的市场经济与重视平等的现代法治相冲突的表现     

关于宪政理念若干问题的思考(续)

建设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要理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 ,使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协调实现 ,为此必须认真推行好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 ,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国家权力。处理国家结构问题 ,应突出地贯彻自下而上组织国家权力、分层次行政、尊重历史所决定的现行行政区域、所有地区平等、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权限公平分配等民主理念。宪政的最大特点之一 ,就是把宪法的实现寄托于宪法自身设计的规范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方式 ,限定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 ,使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并有效制衡的法制上。我们应该从时代精神、现实的政治秩序建立、宪法的政治历史作用和不同的法律法制视角来全面理解宪法     

本原与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是理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基础。利益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共同根源,二者之间经过分离、独立、异化,在未来社会走向融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前政治发展的主题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论述,对认识与处理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平等选举权

平等权是指人与人之间人格价值的平等 ,一般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不得因性别、宗教、种族、阶级、党派等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 ,也不得享有特权 ,或受到特殊的不利的待遇。平等权必须和其他公民权利相结合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平等权也常常被表述为平等性原则。随着普选运动的推进 ,平等选举权成为平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民主的促动下 ,选举表现出了法制化的趋向。选举法制化是平等选举权实现的有效保障     

孝道与法律之关系嬗变的民族国家逻辑

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法律与孝道是三种相互密切关联的现象。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孝道与法分分合合多重关系变迁背后的深层政治逻辑,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形态影响了孝道与法的整体关系格局。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嬗变,折射出法律作为民族国家处理家庭孝道问题的有力工具,主要是作为建国方略而非治国方略的特质。已有的以民族国家来解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某些现象的阐释,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本身的复杂形态而失之简单化;而已有的对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技术、社会和规范的研究进路,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治背景,而没有认识到孝道与法关系作为政治—法律问题的维度。     

论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是指法律体系内部用来调整主体交往关系中具有的以目的性或目标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它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法律上设定法律实体,在于通过法律的规定更好地实现人们所向往的实质正义(实质理性)。实质正义是人们站在人类普遍平等的立场上的一种目的性价值追求,是对法律合理性的探索和对法律合法性的反思。从法律实体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看,法律实体是有关实质理性(实质正义)的法律规范模式。法律实体是检视法律合法性的价值根据,它表明根据良法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法律实体作为实质理性的规范表达,它本身是法律实践的指示灯;在结果意义上,法律实体决定着人们的权利实有状态。从司法角度看,法律实体是司法活动的判断准绳,它限定了司法程序的运用范围和界限,并完善司法活动的内容。     

文化传统——法的合法性追求中的和谐因素

法的传统和文化,是探讨法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概念工具。法的传统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现实的法律制度之中,法律传统意味着每一种法律文化都有自己内在的历史联系,每个国家的法治建设都是在各自的历史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其统治的合法性宣传。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法律规则竞选将不断地交融整合,形成新的社会和谐及自然和谐。     

城市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边缘化及思考

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也面临边缘化的境地。本文主要分析了农民工的社会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教育权利方面的现状,并提出从体制着手建立全面、有效地平等保护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制度体系,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法学视角中的平等与效率

平等与效率是一个自古的理论和实践话题．尤其是人类迈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它引起了许多理论家的关注。然而过去理论界多从政治视角谈平等，经济学视角谈效率，再以这种不对称的概念为基点探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从而引发了平等与效率关系的各执一端的长期理论争论。本文以法律为视角，先对平等与效率概念进行法律层面剖析，并以此为前提概略探析两者关系。期望这种分析能激起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理论视角出发深入研究这一问题，进而达到对平等与效率及其关系的整体把握。一、平等的法律内涵平等是一个极富意蕴的多义词，人们可以从社…     

公众、传媒与公民权利

传媒的内容体现为公众话语。从概念群体到行动群体,公众是具有主动参与意愿的多元群体。人以类聚的社会范式与公共理性创造了“公众”形成的可能。公民权利是体现公民主观意志性的观念范畴,公民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平等的,它与大众传媒的舆论力量密切相关。大众传媒是保护自由性与公正性的现代传媒。在传媒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可以细化为公民自由与传媒的关系、公民身份与传媒的关系、公民利益与传媒的关系、公民人格与传媒的关系。     

试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权力与权利 ,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是警察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权力是指在政治、管理等多方面起控制、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力量 ,权利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资格 ,权力与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警察权力是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 ,包括许多若干具体权力 ,行使警察权力必须做到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公民权利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支持和鼓励的各种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安全、自由和物质好处的权能和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 ,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权利。     

智者学派：诡辩的法律思维——西方法哲学的嚆矢

古希腊智者学派的智者们以其辩论或演讲的独特方式发表了他们各自的法律观点,诸如法律的概念、法律渊源、法律价值、法律伦理以及法律二元结构论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在对当时奴隶主城邦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论的同时,也奠定了西方法哲学理论的基本论题,从而成为了后世人们法律思想、法学理论的智慧源头。     

论传媒法的宪法属性

传媒法是调整传媒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传媒组织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核心是调整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因此,传媒法具有宪法属性。英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法规的制定、实施与废除,都与现代宪法规定的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宪法应保障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新闻与出版自由、民主等权利紧密相关。我国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法。在传媒的立法和实践领域,需要我们对政府权利和公民的权利给予恰当配置,限制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培养公民的能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性别史视角下法律关系中性别平等的实现——以国民政府通奸罪立法之争为例

1934年国民政府修正刑法时,围绕通奸罪立法爆发了一场争论。从性别史观看,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立法者与妇女界对于法律关系中两性权利事实对等与观念平等的认知错位,也揭示了当时性别在法律关系中存在样态的复杂面相。女权主义者们虽然通过妇女运动在争取两性法律权利平等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同时也承认了附加法条对男性有利的规定。这个带有妥协性的最终结果表明,由于性别动态地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所以法律关系中的两性权利平等必须与其他社会关系中的两性存在现实在一定限度上达成相容性。就此而言,通奸罪立法向某些现实性不平等妥协而未能实现两性法律权利平等是具有合理性的社会样态。     

政府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间关系的新模式——以公民权利为本的公共管理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公民权利本位阶段、公民权利范围扩张阶段、公共管理阶段。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体制。     

浅谈法律正义

法律是人们必须要遵守的、基本的行为准则,而正义是人们的基本价值诉求,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对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必须从自然法说起,更要从人定法或国家法的角度论述。从人定法或国家法的角度来论述正义,法律正义就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国家治理须臾离不开法律正义,而法律正义要通过国家治理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