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也谈春秋时期外交中的“赋诗言志”

《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在诸侯国间的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情况。通过分析汇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周初“礼乐”制度演变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礼制仪程,在各类外交场合中运用非常广泛,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而最终取得的实际外交效果也比较理想。     

徽州民间礼乐中吹打乐班的民俗学解析

徽州民间礼乐是徽州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魅力体现在其重要的承载对象———吹打乐班上。可以说,徽州民间乐班的发展历程就是整个徽州民间礼乐发展的缩影。徽州民间乐班之所以至今依然活跃在民间,主要是因为乐班举行的民间吹打仪式中蕴藏着丰富的徽州民间宗法、伦理,吹打乐仪式已经成为徽州地区民俗生活中不可缺失的精神食粮。徽州民间乐班与其所依附的徽州民间礼乐有着诸多的联系与共性,因此,对徽州民间吹打乐班的音乐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可以探寻到整个徽州地区民间礼乐发展的艺术规律,对于发掘、传承、保护徽州民间音乐文化的特色与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君毅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教育是传统儒家道德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在道德严重滑坡的现代社会,重新发掘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礼乐教化的现代开展路径,其理论的终极指向是通过对礼乐精神的培养重建中国人的德性生活。     

论西周青铜器与铭文的文化功能

西周青铜器是礼乐制度的产物,因此它的形制、纹饰乃至排列组合都昭示着既定的礼乐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指的就是青铜器能从各方面展示出礼乐规范的重要功能,"铸鼎象物"无疑就是"铸鼎显礼""铸器以显礼"。天子铸器以沟通天地、承接天命,而公侯大夫铸器无疑也是通过祭祀向祖先祈福,以保佑后世子孙,其背后的意义同样也起着展示权力、规范秩序的重要功能。青铜器是西周制礼作乐的载体,青铜制度往往就是礼乐制度,青铜观念往往就代表着礼乐观念。     

西周礼乐文化及其意义

西周礼乐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经过了巫术和宗教阶段以后出现的、体现着人文理性精神的文化形态 ,是文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礼乐文化包括礼和乐两个方面 ,其中 ,礼是规范当时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则 ,乐则是礼的实践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补充。礼乐并重 ,为社会角色提供了完整的自律规范 ,这是礼乐文化的主要特色。礼乐文化的社会基础是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 ,同时 ,礼乐文化也是为这种社会制度服务的。礼乐文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礼乐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达到理性化水平的具体形态 ,并且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二 ,春秋、战国之际 ,诸子继承了其基本精神 ,从而为中国文化基本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巫觋、礼乐文化与中国服饰文化的形成

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服饰文化的源流 ,阐述了巫觋、礼乐文化对其形成的影响。认为中国服饰文化在古代巫觋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服饰文化的成熟期与西周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密切相连 ,在表现礼乐文化的以等级性为内容 ,以形式性为特征的制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服饰文化本身在此期间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奠定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坚实基础。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现代乡土文学流派描述

现代乡土文学事实上有三个流派。一是以鲁迅为楷模的一派。这一派作家始终把故乡记忆同文学的时代责任紧密结合,创作因此具有双重叙述的特征。二是由周作人开启以废名为代表的一派。他们钟情于个体乡土生活体验的单层叙述,吟唱的多是远离现实的田园牧歌。三是与沈从文相类的一派。这一派作家也营造牧歌,但其目的在于以这种人性美的精神文本呼唤新的人生价值规范的重建。     

试论陕北民歌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路遥长久以来都亲身感受着陕北民歌深厚的艺术魅力。陕北民歌历练了路遥的心志、陶冶了他的性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过程中,陕北民歌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写照人物生存境遇、映显人物内心世界、品评人物是非曲直。由于陕北民歌的运用,路遥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地域印记。     

论明代政治民谣的传播特性

政治民谣包括风谣与具有政治预测性的谶谣.明代社会问题凸显,这给民谣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借助这些民谣,可以侧面反应明代社会现实.明代政治民谣具有传播者的不确定性、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传播效果的双面性特征.在社会舆论监督中,政治民谣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而且有些民谣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也有待考察.     

云南阿怒人建房“可汝调”研究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阿怒人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中,以房屋＂中柱＂为演绎场所的＂可汝＂歌舞,在阿怒人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拟通过对＂可汝＂歌舞体系中的建房＂可汝调＂的人类学分析,从被营造的场景中,层层剥离建房＂可汝调＂繁杂仪式表象下的民俗性外衣,从而探寻其深层蕴涵的神圣性本质。     

“花儿”中的岁时节令习俗

:“花儿”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歌谣。由于“花儿”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关系 ,歌中不乏反映人们岁时节令习俗的内容。文章通过对“花儿”的研究 ,阐述了青海地区的一些岁时节令习俗     

谈中国流行歌曲的音乐特点

流行歌曲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种类,历来颇受争议。它的平民化和世俗性吸引着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它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独特的美学特点。     

黎族哈方言区三师村丧俗音声系统的田野考察

海南乐东县三师村黎族哈方言区的丧葬民俗,丧礼各环节的民俗事项中均有音声贯穿始终。一是粉枪声、鞭炮声、哭声;二是主祭"帕柔"唱诵,在祭奠期间有专人唱祖先歌、丧歌的场面;三是在祭奠、出殡、下葬过程中用唢呐、锣镲演奏烘托氛围,表现出特殊的地域与民族性征。三类丧俗仪式音声具有哀悼、生死划界、避邪、分化痛苦等多种功能。     

重庆黔江南溪号子的内涵、现状与保护

重庆黔江南溪号子不仅反映了南溪人民的生产生活,也是南溪人民精神世界的形象再现。它主要产生和流传在黔江鹅池的南溪村,具有多样的演唱曲调,但在传承态度、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上却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建议应从积极转变观念、努力完善体系和构建有效的保护模式等方面加强对南溪号子的保护。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