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不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

<正> 以前,人们总认为魏晋玄学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魏晋玄学虽说是士族哲学,但并不是士族的官方哲学。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有派別之分。从身世上讲,一部分士族是由汉代的豪强地主、高级官员、儒门大族演化来的,这部分人名望高贵,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势力。一部分人则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在汉末的大动乱中,靠着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逐渐升发起来的。从思想上讲,前一部分人是世代儒学,具有家学渊源,自幼习礼读经,对儒家名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后一部     

曹操“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说正误

曹操“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说正误裴传永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七中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此话颇有见地。关于三国之主如何善用人才及他们的用人标准，古往今来许多学者都曾撰文予以探讨，其中自不乏真知...     

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

曹操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鲁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称他是一个“英雄”。这首先是因为曹操冲破了东汉以来“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看“门第”“世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任人为贤的用人主张,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他完成北方中国统一的基础。一曹操“唯才是举”的路线,概括起来有下面一些内容和特点。一、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选拔人才不讲究门第、地位,突破了东汉以来“选士而论族姓阀阅”的限制。所以在曹操部下“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如汝南太守满宠出身子郡督邮,并     

曹操用人政策的再评价

三国时期曹操以善于用人而著称,他提出的“唯才是举”政策,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并得到大多数治史者的首肯。然考察曹操一生,其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杀害贤士之事,也屡见于史,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故要客观的评价曹操的用人政策,必须同时对其用人的另一侧面进行探索。     

浅议曹操的“唯才是举”——读《三国志》札记

本文拟就曹操“唯才见举”的形成和实施的具体时间,略作述评,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唯才是举”的形成     

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

所谓才德之辨,是论人取士的标准问题,辨析的是人的才能和德行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本来,两汉以来,取人用人以德为先是毫无疑问的。两汉取人的制度为举孝廉,德行是士人入仕的第一标准。但在汉魏两晋,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儒学的衰落,这种德重于才的观念就被突破了。许多思想家更把问题颠倒了过来,提出了反命题:才重于德。汉魏之际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两晋之际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一才重于德的命题的具体化。魏晋时期的这种才德论,与两汉以来传统的才德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的出现,反映了儒学衰落以后思想界的活跃和生气。     

"以德治国"与经济伦理学

一般来说 ,治国是对有治国权力和责任者而言的。在我国 ,是通过党领导人民群众来实现治国的 ,因此 ,“以德治国”就意味着 ,对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共产党来说 ,现在治国依据不仅是法而且是德 ;对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来说 ,接受领导从而实现治国的依据也是法和德。因此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意义就是 ,明确现在治国的依据、基础是法和德 ,党与人民群众有关治国的共识是法与德 ,只有在法与德的基础上才能实行和接受管理。我国经济伦理学者近年来已经提出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 ,而且是德治经济。这与“以德治国”对经济…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由《曹操集》认识一个真实的曹操

参考《曹操集》中曹操诗文写作的缘由、政治背景等，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美好的社会理想、兼济天下之志；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利益共享；重视求言，善于纳谏；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厉行节俭，反对奢靡；灵活的处事原则；虚伪与残暴的一面。     

“三国”领袖们的赏罚谋略

一 奖赏与惩罚,是治军、治国、用人的重要手段。从心理学来看,赏与罚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起着激励的作用,激励人们建功立业或纠正错误,即使是处以极刑,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赏罚也是现代经营管理必不可少的谋略,创办一件事业,办好一个厂子,必须奖勤罚懒,赏罚分明,以激励更多的人在生产、科研、管理上作出贡献。有远见的决策者,还应不断选拔、重用有真才实学之士,淘汰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徒,给有突出贡献的重奖,杜绝“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三国演义》中的领袖们,都十分重视赏罚谋略,但因环境条件、个人气质的差异,在赏罚动机和方法上各有不同。擅长“以权术驭人”的曹操,他的赏罚有较多的权术和仪变性,比如他挨了弥衡一顿臭骂,却采取“借刀杀人”之术,让黄祖杀了他,避免了杀害“名士”之嫌。诸葛亮“赏罚必准,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但关羽在华容道私放曹操,对这一既成事实,他采取了权变、变通的态度,没有按“军令状”治罪,这是因为他考虑列关羽的其他条件和作用,以及他和刘备的关系,权衡利弊作出的决定,这是一种权变,不能简单地说他赏罚不公,不讲原则。     

说“死无对证”

“人死如灯灭”。一口气不来,不能吃饭,不能说话,连涉及死者的事也无法申说。此之谓“死无对证”。 三国时,孔融被曹操杀害,罪状之一是孔融不孝。据路粹揭发,不孝的证据是,孔融对弥衡说过,父亲之所以要生我,不过是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谈道德与法制的关系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谈道德与法制的关系谢明慧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关注道德和法制的关系问题，而它实质上是一个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先秦时期，在治国原则上，有依靠刑政还是依靠德教两种主张的争论。孔子崇尚“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政，...     

作为人性的一种自我矫治——孝的正当性讨论

孝的正当性并非在于先天合理,而是需要论证的后天之德。孝基于一种起码的、先在的债务关系,其正当性在于它是人类对出自动物本能的“不孝”人性面的自我矫治,从而焕发人性中爱义乐义的神性一面的本质作为之一,也是当下条件下达致至善的途径。孝不仅代表人禽之辨,而且是成人之道。     

汉武帝研究的新收获--评杨生民著《汉武帝传》

杨生民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汉武帝传》,全书36万余字,200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求实创新的书。该书不是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而是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颇或遗误进行重点探讨和开拓。这突出表现在:有关汉武帝治国的指导思想,因文献记载含混不一,或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曰“悉延百端之学”。后世学者对这两种意见也多各执一端。为明辨是非,作者通过事实详细论证后认为:尊儒术,提升儒学地位,以其为指导思想。这是武帝的首创。在尊儒的同时,又重法治,兼用百家,试行多途径的选官制度,唯才是举,广开仁途。强调武…     

《尚书》“德治”探微

《尚书》首先强调的是君王之德，并要求“德纯一”，力戒“三风十愆”。并提出了君王之德与治政养民的辩证关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揭示了“慎徽五典”、“明德慎罚”等实施“德治”及法、德相济的几种有效方式。     

简论曹操的散文

曹操的散文短小精悍,内容丰富,主要表现了针对东汉以来社会政治经济弊端的革新精神,体现了曹操在统一大业中“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和人才观,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局面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可谓真实地记录了曹操一生的思想和言论。曹操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前代散文的某些陈旧的传统,其主要特色表现为清峻和通脱,对当时和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曹操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律对“不孝”罪的界定

在中国历史上,《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之例,其中“不孝”罪位列第八,但由于《北齐律》过分简约而未对之洋加解释。唐朝建立后,相继制订《武德律》／贞观律》及《永徽律》,并承其旧例,列“亏损名教,毁裂冠冕”之重罪置于卷首称“十恶”,其中“不孝”之罪位列第七,用以专指那些不能善事祖父母。父母者,所谓“善事父母日孝,即有违犯,是名不孝”。结合散见于其后各卷的具体条款,唐代的“不孝”罪大致可界定为如下八种情况：第一,告言、诅军祖父母、父母,即向官府告发祖父母、父母的不法之事,或因对其不满而诅咒、责骂他们;…     

《盐铁论》刑、德之争及其当代意义

<盐铁论>刑、德之争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而是术治和德治之争,焦点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术"为本.应以"治道"理解法治.德治与法治是"治"的两种表述方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两种对立或并行的治国方式.     

"法治之德"的价值分析

法治与民主一样,已成为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基本标志,是一种全球公认的理想治国方略。法治与价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秩序与正义的统一,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因此,“法治之德”的实践应充满价值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