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日本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以小泉内阁时期为中心

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孕育着内在结构的调整。选举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角色的重新定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改变决策运作方式、影响决策进程以及成为政府政策动员的工具上,公众舆论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众舆论的角色作用为日本实现以政策之争为中心的政党轮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探究日本外交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必须看到,处于政治转型期日本的公众舆论有被决策精英民粹主义操纵、并由此引起对外关系中情绪化的一面。     

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公众舆论因素分析:以1958年台海危机为例

选取发生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为案例,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细致考察,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公众舆论在美国对台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公众舆论对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的高度担忧,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难度加大,不得不将重点之一放在平息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危机的第二阶段,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寻求避免因沿海岛屿问题而卷入冲突的解决之道;最后阶段,艾森豪威尔决定派国务卿杜勒斯亲赴台湾,以公众舆论为主要理由之一,最终压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收缩兵力,并保证今后不主动挑衅大陆。     

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

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征,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网络参与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形成了网络公共领域,并进而导致网络舆论的产生。网络舆论突破了传统媒体由于时空间隔而造成的信息传输的种种障碍,赋予其巨大的整合功能。网络舆论将一系列公众诉求通过政治输入系统进入政策过程,政府不断回应产生公共政策输出,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如何有效把握这种互动成为提高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及模式研究

在诸多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因素中,媒介舆论是最能诱导、鼓动或阻碍决策过程的因素。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介舆论对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是一个多棱镜式的全方位透视过程。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治文化传统、习俗、公民媒介素养等因素构成了媒介舆论影响决策的外在环境,而媒介管理体制及媒介环境则构成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内在要素。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和模式取决于媒介语境,而媒介语境的产生与权力的运行密不可分,政治制度对媒介体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政治对大众媒介的影响和控制上,而媒介的所有制则是媒介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政府和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网络舆情参与对现代基层公共管理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参与逐渐成为影响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网络舆情参与是指公众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参与舆论表达、政策讨论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在现代基层公共管理中,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关注网络舆情参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旨在探讨网络舆情参与对现代基层公共管理的影响,并分析其对公共决策、政策执行和公众参与的影响,为政府部门提供相关参考和决策支持。     

公众舆论与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公众舆论的主调仍是敌视与排斥,其直接依据是美国对华长期的传教士心理,以及反共冷战思维.大多数美国公众并不希望马上根本转变对华政策,这束缚了肯尼迪试图就对华政策做出微调的步伐.但在当时美国部分社会精英里,也潜藏着一股希望改变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思潮,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从公众舆论角度看,肯尼迪政府可被视为美国日后调整对华政策的筑基期.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公众舆论因素

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里最重要的课题.美国作为民意调查最频繁的国度,公众舆论被看作人权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分析冷战后公众对中美人权问题的态度及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公众舆论与人权外交的互动关系.     

新媒介技术条件下舆论的生成及其引导—以“厦门PX事件”为例

通过对PX事件中舆论生成与演变过程的分析,揭示出新媒介技术条件下影响舆论传播的一些关键因素,认为风险信息的公开是引发舆论争议的起点．而传统媒体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失语与噤声则反而激化了网络舆论,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进而推动了情绪、话语舆论向行为舆论的转变。为此,政府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必须积极关注网络舆论,采取“疏”而非“堵”的沟通方式,与公众进行公开、坦诚、平等的对话与协商,树立可信赖的政府形象,方能有效引导舆论。     

珍珠港:解释、争论及其背后

近年美国史学界围绕珍珠港事件和战前罗斯福政府对外政策进行解说、争论逐渐形成了三个流派:正统派、修正派、现实派,他们的基本观点都是为美国战后对外政策服务,而并非要想揭示历史的真实。修正派说想要参战的罗斯福迫于反对参战的"公众舆论"只得搞"阴谋",以太平洋舰队为诱饵,让日本先放第一枪;正统派说公众的"孤立情绪"捆住了罗斯福政府的手脚。两派论述问题的大前提其实是相同而又错误的,对外政策不是由"公众舆论"决定的;由统治上层的"舆论"诱导而有的"公众舆论",从根本上说有助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推行而不是相反。     

大众传媒、公共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以中美撞机事件为例

本文选取发生于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为案例,详细分析了《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美国公共舆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及在这段时间内的美国对华政策,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的大众传媒、公共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统设定了大众传媒的议程;政府官员通过大众传媒设定了公众议程;公共舆论的变化是大众传媒的报道增强了公众对中国的成见所致;公共舆论和对外政策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民主的悖论:公共舆论与美国外交决策

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美国外交的这一反民主特性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在公众需求方面,大多数公众既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结果很容易受到领袖政治倾向的影响;在政治供给方面,美国公众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危机决策和许多安全性非危机决策之外。不仅如此,政治家还通过控制信息来源来左右公众舆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并不需要所有选民的支持。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媒体角色

民主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民众对信息的掌握,而新闻媒体则是民众获得当前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以及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由于内政与外交决策的不同,新闻媒体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分别扮演相异的角色。美国国内问题与外交问题的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到各个行为体的利益,媒体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坚持与政府不同的立场,而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是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政府和公众容易达成共识,不同立场的媒体也容易达成共识。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注重轰动效应,比较简单化与片面化,且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相符,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特性就是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倾向于展现一个两极分明的世界,对国外所发生的灾难、矛盾冲突和流血战争的关注,其实是对国内政权的一种肯定和宣传,人们对来自骚乱的国外世界的恐惧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承诺稳定和秩序的国内政权的支持和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政府主导而非控制信息沟通过程,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拥有绝对权力,政府是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追求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媒体是非决定性的重要的决策参与者、公众舆论作用有限但是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对现阶段我国网络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网络舆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公众通过网络媒体实现公众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并通过影响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民众的公共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是,网络舆论还存在着法制建设不健全,容易被利益集团操控,主流媒体信息失真等缺陷。提高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作用,不仅有赖于政策与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更有赖于政府、网络舆论、公众三者的整体发力。     

公共新闻: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之间的平衡杠杆

公共新闻是美国新闻界出现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改革运动,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与颠覆,对媒体、政府、公众三者关系的重新定位,更多体现了公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属性。公共新闻是在西方一定的社会条件、新闻困境和理论支撑下孕育出来的,引介到国内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中国媒体运用公共新闻可以构筑信息交流和观点评论的平台,引导舆论,进行议程设置,使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三者达到互动平衡。     

“半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应对邻避冲突的政府策略

在保持决策高效率的同时控制决策风险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为了化解日益高涨的邻避冲突,政府决策和公众参与在寻求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基本决策模式：政府自主决策模式和公众参与决策模式。然中国的情况却与此并不相同,从X市和Z市处置“PX”项目的对比案例来看,我国正在形成一种“半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其特点可简单概括为“封闭决策+半开放的政策过程”。这种决策模式目前已成为政府防止决策失误,应对公众挑战的一个重要机制。     

西方国家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对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决策,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重大政策实践问题,得到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基于调查问卷的方法,围绕什么参与方式、谁参与、为什么参与,以及参与什么四个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看,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方式被中国学习或本土化的期望度和可行性很高,但中国地方政府在学习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方式的经验时应随区域变化而变化。     

论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保障公民知情权;可以规范信息发布渠道,维护社会稳定;可以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可以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升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度。到2004年年底,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基本建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要长期和健康发展,必须有相应的观念支撑和法制保障。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已成为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考量标准之一。将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纳入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去,不仅关系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自身要求的提升、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提高相契合。而过往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模糊、缺乏明确系统的价值定位阻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长效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之应然定位中仍然存在着"程序性虚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改革时代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若干国内因素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内政对外交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明显也日益复杂。改革时代,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中,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效成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变量;公众舆论的上扬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中国政府在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听取民意;意识形态因素尽管不能主导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看待外界的框架。     

涉农企业介入、地方政府引导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民乐县马铃薯种植为例

构建农户的种植决策如何受到市场、企业合约以及政府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甘肃省民乐县马铃薯产业发展为例,实证农户马铃薯种植决策如何受到涉农企业介入以及地方政府引导的影响。研究发现涉农企业介入对当地农业市场的完善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户选择种植马铃薯的决策,但是以市场联接为主的松散合作模式对农户马铃薯种植决策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地方政府在对主导产业的推广及相应政策支持在涉农企业与农户的紧密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