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说看我国农村环保法治

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必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由于我国农村天然条件比较差和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嫁,以及农村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难以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造成了农村生态的严重破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说,认为“可行能力”是实现自由的前提.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农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天生劣势”和“后天影响”造成“可行能力”上的匮乏,农民迫于生计的经济利益追求与生态环境利益保护存在矛盾.政府应当承担积极的义务和履行相应的责任,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加大对农村生态环保的投入力度.     

论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中的权力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法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的环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良好的环境保护效益。为此,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村民应当自始至终参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决策,同时村民自治环保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环保机构的领导与监督。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和谐新农村视阈下的农民环境权现实对接与本体法制化研究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下农村生态恶化现状催生了农民对环境权需求的萌动,农民环境权是对消解中的桃花源复归的权源对接。在对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作景象概览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上,深度审视当前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现状,以权利的应然与实然级差为视角,作出了对农民环境权本体法律化的科学预设。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权保护

保护农民环境权是环境正义的基本诉求。长期以来,我国囿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的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农村环境治理长期被边缘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在保护农民环境权方面存在的缺失和不足,认为应当以培养农民的环境权利意识为切入点,建构城乡一体的环境共同体,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环境权的法律地位,从制度上加强农民环境权的保护;在机制运行层面,充分发挥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作用,切实维护农民环境权;在司法层面,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保障农民环境权。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衡”与启示

农民土地财产权是指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所依法享有的各种财产利益的自由和资格。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以宪法为基本依据的民事财产权。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利主体"农民"应当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权利主体具有多维性的特质。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为基本客体的不动产财产权,农村集体土地具有资源性、资产性、空间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应当拥有各种财产利益的权利,包括以土地归属为财产利益的权利、以土地利用为财产利益的权利、以土地流转为财产利益的权利和以预期利益为财产利益的权利。     

农村宅基地流转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

我国现有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以节约使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和保护农民基本生存权利为预期法益目标,然而因为其本身不恰当的权利配置和不稳定的权利边界,导致了产权的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对保护耕地发挥了负面作用,同时它人为影响了农民房屋产权正常功能的发挥,刺激了非法土地流转,给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房屋产权交易造成了诸多的不确定性.此外,原有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即旧的城乡相互分割的社会保障系统和户籍制度,本身也面临变革.因此,我国现有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必须也必然要改革,当前理论研究不应固守原有制度安排,而应该积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耕地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制度创新.     

论网络广播组织权利的法律保护

网络广播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新产物，为了防止盗播行为，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对网络广播组织的权利给予法律保护。但具体如何保护争议很大。我国应当分阶段来解决该问题。合理授予网络广播组织的权利。并给以适当的权利限制．以使网络广播组织的利益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持适当的平衡。具体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保护：第一阶段即现有阶段。我国网络产业还刚刚起步．不宜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范围并给予其邻接权保护；第二阶段．当国际公约已明确对网络广播组织邻接权予以保护时。我国也可以根据本国网络产业发展状况。逐步给予网络广播组织一定程度的保护。     

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数据的MRIO-SDA分解

【目的/意义】“双碳”目标下准确测算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合理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实现外资与环境的共赢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法对中国内资与外资企业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论/发现】研究期间我国10%～15%碳排放来源于外资企业，生产责任原则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不显著；高碳行业煤炭消耗碳排系数下降显著抑制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增加；国内内资最终品需求和外资最终品出口显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上升。总之，清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碳减排合作和降低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