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的主导观念 ———兼说民族性建设

文章就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着重分析市民公共文明的层级性及其理论依据;一年后的跟踪调查结果数据表明,这个指标体系构成有利于了解市民公共行为的薄弱环节和社会态度,有利于社会动员。文章的写作意图在于对民族性建设的思考。文中提出了两个主导观念:公共空间的表层与底层预设,公共文明的层级性预设。这种主导观念下的问卷结果经分析较好地揭示出,中国民族性变迁在实际地发生着;这个变迁经常是从“身边”开始;“身边文明”与“身边不文明”同时存在着;“身边不文明”更值得重视;公共文明的层级性构成隐含了民族性变迁的部分内容、有利于这种变迁的文化质素与不利质素都存在。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太合理的大国里,要求人人事事都没有“身边不文明”表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条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不同国度生活规则的“尊严线”是必须恪守的;公共参与是公共文明水平提高的综合性要素,是应当着力倡导的人性呼唤。     

论网络生活与公共文明建设

互联网对公共文明建设提出新要求,可从认知方式、法律与道德标准、舆论引导与监督三个维度加以考察.网络公共文明建设催生公共生活新规则,我国的网络公共文明尚处于低位发展水平,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处理好公共生活中现有的规则与互联网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培育公民养成在网络生活中做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网络公共文明建设路径的研究趋向,可从人的网上行为、网络公共文明的基础理论、互联网制度（规则）建设、网络公共文明的教育方式和方法等方面展开.     

北京市民公共文明：中国民族性研究行动化

北京市民公共文明研究是中国民族性研究的行动化.从2005年至2011年间开展的追踪调查显示,北京市民的公共文明水平在总体上经历了倍增至小幅持续提升的变化.北京市民的公共文明呈现出四个特点,分别是心理尺度与评价结果的高度相关、行为主体性的凸显、评价曲线的近正态分布与“趋中”性,以及公共卫生行为与公共秩序行为的欠文明“问题”积重难返.在流动加剧和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社会变迁时期,公共文明研究为城市管理的政策制度完善提供了理论滋养,为中国民族性及其变迁研究的未来发展开辟出一个方向.     

桑德尔公共哲学思想及其启示

迈克尔·桑德尔是美国当代公共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公共哲学思想以构成性自我观为理论基础,以公共善为价值取向,以复兴公共生活为实践旨归。他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公共性问题的哲学思辨,启示我们协调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提升公共伦理水平、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开展中国的公共哲学研究。     

生态文明辩

生态文明是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方式,或是一个大时空跨度的人类活动的结果形态,同时也是人类特定时代文明的特征性事实的表征或指代。生态文明的内涵,包括维持、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和促进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善普遍成为人类个体活动的目标,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与体制,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环境技术的充分发展,传统生态文化资源的积极弘扬,与生态文明相应的价值观、发展观、道德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得到普遍的大力提倡与实现,各地区的原生态状况得到最大可能程度的恢复、维持与保护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考察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准确理解公共参与本质与价值的重要观察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践中,公共参与容量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公共参与行为的随意性与情绪性、公共参与限度的过度性与低度性,是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困境;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张力失衡、私人偏好与公共偏好的内在循环、社会转型与民主诉求的现实挑战,是当前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困境缘由;促进利益共享、厚实民生基础以提升公共参与的人民伟力,推进制度公正、依据制度供给以提升公共参与的规范程度,健全社会支持、依托社会组织以提升公共参与的组织支撑,培育主体素养、依靠实践自觉以提升公共参与的文明水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进路。     

社会变迁视阈下的公共文明

改革开放,社会急剧变迁,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的转变过程之中,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使得公共文明的范围、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社会积极变迁视阈下,公共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要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明中汲取道德精华,更要建立起一整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当下社会公共文明屡屡缺失,其根源就在于社会评价机制的弱化和国民素质的不高.只有当人的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相一致时,这样的社会才达到真正现代化的公共文明.     

纵横磨合：乡风文明建设的多重逻辑——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的调查分析

作为乡村公共事物治理的乡风文明建设,其绩效不仅受到国家、地方政府、村支“两委”、农民四个主体行动逻辑的影响,而且受到乡村既有“权力-利益-规范”网络的约束。前者是自上而下纵向支配的科层逻辑,后者构成横向平等交互的协商逻辑。两种逻辑的磨合、博弈态势,制约着乡风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效。从目前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看,占据主导地位的纵向科层逻辑,还不能与乡村横向逻辑完全契合,使得乡风文明建设遭遇困境。乡村社会个体化带来的公共生活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乡风文明建设困境,最终导致建设成效差强人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培育乡村良性社会资本为重点,采取纵向自上而下与横向平等交互相结合的双向路径。     

生态公民：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基础

生态公民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主体承担者,是公共人和生态人的复合体。一方面,生态公民需要向外发力,以强烈的生态正义观念主动维护社会整体的生态利益,另一方面,生态公民需要向内发力,以高尚的生态道德情操积极承担公民个体的生态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公民是生态社会的建构者、生态精神的承载者、生态利益的维护者。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基于生态公民的生态组织成长、生态文化建设以及生态制度保障。     

苏州工业园区城乡一体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一）

苏州的城乡一体化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苏州以此为契机率先在全国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化的文明建设之路。苏州工业园区作为苏州改革的前沿窗口,也在积极探索着城乡一体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2010年度苏州工业园区委托苏州大学社会公共文明研究所（苏州市社会公共文明研究所）对其所属区镇进行了七次公共文明指数的现场测评,测评结果的呈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城乡一体文明建设的现状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