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与清末交通利权回收运动

作为任期最长的趋新式人物,陈璧在邮传部尚书任上致力于交通领域尤其是铁路领域中的利权回收.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向后连锁影响,努力推进铁路材料--铁轨和枕木的国产化程度.二是通过借洋债、募公债、动用官款等多个途径,终得收回京汉路的控制权.三是在邮政、电政和航运领域里的利权回收,不过这些方面就其影响而言居于次要地位.利权回收运动,折射出来的是陈璧的现代主权意识."利权"一词是晚清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名词,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负责者之陈璧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及民意、舆论的强劲势头,使得收回利权成为这一时期舆论的主流和政府导向.     

地方对铁路中央专管体制的权力消解——以清末广九铁路交涉为例

邮传部成立前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大臣共管体制正趋于瓦解,铁路中央专管体制逐步建立。但是,在这一转制过程中,持续受到来自地方大员的权力消解,权力集中进程并不顺畅。两广总督岑春煊凭借其政治地位,在广九铁路交涉中,仍担当主导性角色。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主动为地方督抚争取铁路实际控制权。铁路总公司是广九铁路草约订定者,在正式合同谈判时,其正处于濒近撤销之际,较少对这条铁路施加影响,邮传部和外务部也都无意过多介入此路。广九铁路借款交涉与修筑运营,一方面显现地方权臣对铁路的控制能力是铁路专部管理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地方督抚兼任铁路督办制度的取消,地方权力对集权化铁路管理体制的冲击也正不断趋于弱化。     

清末铁路总局探析

清末铁路总局起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底,隶属于邮传部,尽管存在时间只有四年,但影响清末铁路至大.且其中的人事纠葛直接导致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及保路运动的发生,进而则是清王朝的灭亡.首任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之所以能持续掌控局面,与袁世凯及其派系人物的鼎力支持关系至密,而梁本人的求实作风亦有相应作用.铁路总局的影响是导致交通系孕育成形,并在民国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铁路总局作为一个透视清末社会幕后身影的窗口,研究它,后人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窗外世界.     

精剖义理 细察源流——读游唤民先生新著《尚书思想研究》

<尚书>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记述着夏、商、周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史料,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学界奉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自古以来,对<尚书>的研究不绝于史.游唤民先生熟览先贤典籍,潜心<尚书>研究多年,其新近力著<尚书思想研究>(下文称"游著"),以辟新径、持新论、立新说的鲜明特征,为当今学界的<尚书>研究奉上了一部上乘之作,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重返民族文化的元典——鲁迅与《尚书》

《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深受古典文学浸润的鲁迅与《尚书》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或直接或隐晦的联系。首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对《尚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知识性的介绍;其次,鲁迅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作为"六经"之一的儒家经典《尚书》自然被鲁迅信手拈来地用于多处作品之中;第三,《尚书》作为一部文化元典性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朴素的文艺观,它所提出的"诗言志"一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鲁迅对该文艺观也是充分肯定的。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从《尚书·虞夏书》的"德治"到《论语》的"成于乐"

<尚书>中的"德治"思想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儒家"成于乐"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思想的升华.<尚书>是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尚书>中的"德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邮传部与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10年。以邮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调查、统计与计划，制订邮政政策与章程，发展地方邮政、联邮等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邮政业在内的交通建设革命是不可小视的因素。     

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

1906年11月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一事.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其实,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一言一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北魏四部尚书释疑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四部尚书是内朝官中内行尚书的一种,作为一种荣誉封号,主要授予有军功之人。四部尚书中的“四部”是一个带有鲜卑色彩的语汇,不可附会为汉语并将其理解为北魏某种地方行政体制。“四部”确为何意已不重要,仅以“尚书”代表任职者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并直接受君主差遣。拓跋焘时期设立了大量如四部尚书这样“名”与“义”不符的内行尚书,这是拓跋焘勤于战事,奖励、储备和直接调用军事人才的需要。将诸多以事功见长的人才提拔、充实到内朝官中,逐渐打破北魏以诸部大人子弟构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内朝官结构,这样的选人用人机制既结合了自身的传统又具有制度创新的特质,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十九世纪六十——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商企业和军事、文教事业——即“洋务事业”;同时,这些洋务事业中,又聚集了一批从事新式科技、文化活动的新型知识分子——即洋务知识分子.洋务知识分子适应洋务事业对新式技术、文化人材的需求而产生,并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洋力事业是他们立足的基础,他们的命运与洋务事业紧密相连.同时,他们作为活动于洋务事业中的一支新生力量,作为洋务事业中新经济、文化因素的代表,对洋务事业也发生了一定影响.在洋务事业的创办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论郭嵩焘对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重要贡献

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大使,在西方国度上亲身感受铁路的便利迅捷,火车带来的国强民富,积极接受西方人士的游说与建议,竭力要求朝廷开拓中国运输新事业,坚决反对沈葆桢拆毁吴淞铁路.他依据中国国贫民穷的现状,主张循序渐进兴修铁路,抨击清流派欲借洋款大兴铁路,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铁路观.郭嵩焘顺应世界潮流,热情宣传和鼓动中国兴办铁路,履行了一个先驱者的职责.     

试论周初德治建构——以《尚书》为中心

德治思想萌芽于殷商时期,关于"德"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尚书·盘庚》篇,其义为"直".周革殷命,周初统治者自觉摒弃殷人迷信天命的政治观念,致力于"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建设,大大丰富了德治的内容,并将德治思想与政治统治紧密相连.对于周初统治者在德治建设方面的诸多努力,《尚书》中有详细记载.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张是对当时社会变革诉求的积极反应,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关注现实、注重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并由此揭开中国政治"德政文化"的序幕.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论清末邮传部的人事管理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清末中央政府的人事管理,有别于长期以来学界出于政治史的诉求而对该问题的涉及.以邮传部为例,在其所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主要问题有四:一是以丞参为主体的中下层官员群体的膨胀,以至于人浮于事,机构难以简化,在今天看来,定岗问题即精简机构设置是人事管理的关键;二是汲引私人,这与私荐有关;三是内争纷繁,传统的派系区分难以涵盖整个全貌;四是专门人才的借调与考试.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王艮论“中”

"中"是传统儒学的重要范畴."中"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和道德观念,最早出现于商代遗文<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中"即正确合理之意.除<盘庚>之外,<尚书>中的<立政>、<吕刑>等篇也有多处提到"中"或"中正"、"中德"等,基本意思都是指正确合理.从先秦典籍看,"中"字的使用每带褒举之意.孔子继承了前代的尚"中"思想,并以此为出发点,首先提出"中庸"这一概念.中即中正、中和.庸即用也、常也.因此中庸的含义是"用中为常道也"①.在<论语>中,孔于只有一次提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②但实际上,孔子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始终贯彻了中庸思想.     

明代王翱铨选吏部

王翱一生历仕七朝,辅佐六帝.景泰四年(1453年),六十九岁的王翱接替何文渊为吏部尚书,辅佐同为吏部尚书的王直,第二年正式接管吏部.吏部尚书,作为六部长官之首,位高权重,王翱执掌吏部十余年,在任期间始终知人善任、奉公守法,与内阁首辅李贤,一内一外,共同辅佐英宗,使天顺一朝的政局逐渐趋于稳定.     

卜辞阴阳五行考

"阴阳"、"五行"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尚书·甘誓>及<周易><老子>等古文献,随着甲骨的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一古老理论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资料显示当时"阴阳"、"五行"理论在山川地域、筮卜祭祀、方神风神、季节物候诸方面均有较为广泛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