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从《诗与感觉的命运》看苏珊·斯图尔特的诗学观

苏珊·斯图尔特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与批评家,《诗与感觉的命运》是她的代表性批评论著。她的诗学思想融合了多种学科的知识,具有多样性、跨学科性以及时代性的特点。她提出,诗歌产生于感官体验,诗歌创作是一种赋形活动,是神人同形同性化的过程。所有美学的创造和接受,是为了使人性躯体变得真实可信、生动可见和清晰可闻。大自然是诗人灵感的永恒源泉。人的五种感官功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现代生活对感官的控制加深了人与感官的异化,改变了我们感知的途径,但感觉作为认知的方式不会消失。     

从一则译例看英诗汉译中的"以顿代步"

英诗汉译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采用的翻译方法主要有四种。具体到英语格律诗 ,采用白话格律新诗形式来翻译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以顿代步”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技巧 ,“以顿代步”使得全面传达原诗的韵律美成为了可能。然而 ,不能机械地理解“以顿代步” ,在翻译实践中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从《国朝松陵诗征》看袁景辂的诗学观

《国朝松陵诗征》集中体现了袁景辂的诗学观。重诗意的创新和个性化,打破唐宋门户之争的偏见,主学问修养,倡比兴寄托,要求风格多样化,作品自然本色。其整个诗论继承了其师沈德潜的诗论精义和优点,固然有“格调说”的影子,但对其消极和保守也有所突破和超越。其论诗内容丰富,于后人评诗作诗颇有裨益。     

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诗学观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为“目录之冠”而受后儒宗仰,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功用之外,《郡斋读书志》在目录编排、点论发凡之间,亦蕴含着晁公武的文学思想,而诗学观为其中重要部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论诗有自家方法：一是知人论世,坚持文学与世情的结合;二是论诗及人,强调诗品与人品的融贯;三是兼顾文采,主张情感与文采的互补。在论诗主张上：一是以学力论诗,推崇通才类型诗人;二是追求革故出新,注重时代诗风之转变;三是强调真情实感,反对绮靡纤弱习气;四是不拘一格,能够多种诗歌风格并举;五是同而有异,达到共性与个性的兼容。     

从诗学观和意识形态看严复的《天演论》

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诗学观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译本的选择,对语言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取舍的影响,对严复的不忠实然而影响巨大的译作《天演论》以及他的翻译理论进行客观合理的解释。     

探析“以顿代步”译诗法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以顿代步＂作为英诗汉译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回顾＂以顿代步＂的发展历程及不同阶段（萌芽阶段、雏形阶段、确立和进一步发展阶段）,客观总结和描述这一英诗汉译方法的发展趋势和走向,以求对这一方法有一个总体宏观的把握,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论高珩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高珩是明末清初山左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有较强的功利性,认为诗歌娱心。高珩对明七子和晚明以来的诗坛论争进行了思考,提倡自然“元音”。他的《栖云阁诗》取法白居易,随性自适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歌行创作反映明清易代的巨变,有以诗存史的意义。     

论姚莹的诗学观及其诗学价值

姚莹既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又是嘉道时期经世文士的杰出代表。在诗学方面,受家族和时代的影响,姚莹强调古今并重,主张诗歌必须表现真情,同时又追求诗歌的道德教化、经济天下的功用,他的诗学观念熔个性自觉意识与士大夫情怀于一炉,显示出继续与新变交汇的特点。姚莹诗学观念所呈现出来的变化,无论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学还是桐城派诗学,乃至于晚清诗学,其所具有的转关意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凸显。     

郑谷诗学观探微

通过对郑谷现存诗歌的爬梳剔抉,挖掘其论诗诗显现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综合前人自成一体的倾向,并结合唐末世风、诗风探究郑谷的诗歌思想。     

孔子诗学观新探

孔子诗学观是个复杂的话题, 传统研究习惯于从兴、观、群、怨四个方面来理解。实际上孔子论诗不止这四个概念,“不学诗,无以言”的“言”值得关注,它不仅在《论语》中多次出现, 而且具有不容忽视的美学价值。     

略论全真教教徒的诗学观

金代全真教教徒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出独特的诗学观。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道悟道、教化他人、联络道友、增进感情,还以诗歌来抒发道情和诗情,将诗歌当成传道、交友的文字游戏。他们的跨界创作偏离于诗言志、诗缘情的主流,成了宗教界、文学界别样的风景。     

阿奇博尔德·兰普曼的诗学观

19世纪加拿大联邦诗人兰普曼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里,以“诗人”和“诗神”为题材,就诗人应具备的特质及其人生观、诗歌创作的外部客观环境、诗歌优劣评定的标准等问题,明确或含蓄婉曲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折射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及其对诗歌创作发生学、诗歌的社会接受和积极的社会作用认知的深度。     

阿奇博尔德·兰普曼的诗学观

19世纪加拿大联邦诗人兰普曼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里,以"诗人"和"诗神"为题材,就诗人应具备的特质及其人生观、诗歌创作的外部客观环境、诗歌优劣评定的标准等问题,明确或含蓄婉曲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折射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及其对诗歌创作发生学、诗歌的社会接受和积极的社会作用认知的深度.     

朝鲜诗家李瀷对韩愈诗学观的审美批评

韩愈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优秀的诗篇,不但在中国脍炙人口,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古今中外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歌本质、诗歌风格、创作手法、诗学观等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品味、鉴赏,而朝鲜李瀷是众多诗论家中论韩愈诗学观较为突出的一位。     

邵雍的快乐诗学

以往对邵雍诗学的研究,多从理学角度着眼.该文所论"快乐诗学",是对邵雍诗学与哲学的新阐释.邵雍的快乐哲学富于人文内涵,他以闲居、读书、饮酒、作诗为快乐生存的四大雅好,而"以物观物"则是他获取生命快感的思维秘诀.他提出"自乐"和"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两种诗意生存境界,实则是诗人在与时运、与万物、与诗的关系中如何体验和表达快乐的问题.他还总结出快乐诗学的三"有"四"不"原则.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个人主义与华兹华斯的诗学观

以艾略特为代表的一些批评者对华兹华斯的个人主义倾向持贬斥的态度.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强调想象和感情,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均表现出对个人的关注,与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有着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华兹华斯以诗人的身份,从诗的宗旨等诸角度诠释了个人主义思想,展现了诗人在工业化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理解华兹华斯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对理解华兹华斯甚至整个浪漫主义诗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王维诗学观与盛唐文学思潮

每一时代的文学创作实践没有不受文学思想影响反过来又发生影响的。盛唐诗成为中国诗史发展的高峰不仅在于诗人、诗篇数量之空前,在于艺术质量之高致,也在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占据了时代制高点。文章从王维的诗坛地位、诗学观及诗论出发,在与其他名家的比较中,解读了盛唐诗坛文艺思想之特征,并补充了过去研究的缺失。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