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韩愈阳山之贬与德宗贞元末年中枢政局

韩愈阳山之贬是其仕宦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将这一事件置于德宗贞元末年的中枢政局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阳山之贬的直接原因是韩愈上疏论天旱人饥状;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太子集团与此事无关,在决定韩愈贬向何处的问题上,时任吏部郎中的韦执谊可能起了作用。至于韩愈在相关诗文中对永贞党人的指斥和对自己无辜被贬的申述,则或是出于对仕宦前程的考虑。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杜牧与“元和体诗”

杜牧在文学主张上与元稹、白居易十分相近,但是他对元白又极为不满,刘“元和体诗”深恶而痛绝。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值得研究。 白居易当文宗大和九年时,为避郑注、李训之祸赴洛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碰巧的是杜牧于是年秋也为免祸,由长安监察御史移疚分司东都,两人同在一城,却不见有任何交游之迹,虽然他们同时都与牛僧孺有很深的交情。就在这一年,杜牧与李戡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即成至友。李戡曾对杜牧说起对元白诗的看法,有云:     

韩愈阳山之贬前后历官的仕宦意义

在韩愈的仕宦历程中,阳山之贬无疑具有特别意义.韩愈前后历官监察御史、阳山县令和江陵法曹参军.御史之任展开的仕宦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从政热情;而阳山之贬改变的仕宦进程又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规划;量移江陵法曹时因为与其长官裴均的关系,又使韩愈很快摆脱了贬谪的命运,重新入朝为官.从相应的制度观照诗人的人生思想和诗文创作,会获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认识.     

交际中的语讹

眼中钉宋朝有个叫丁谓的人,费尽心机爬上了宰相的宝座。他利用职权,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生怕老宰相寇准揭发,于是与太监勾结在一起,在真宗面前大进谗言,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硬是把寇准排挤出了京城。老百姓痛恨丁谓,希望朝廷把寇     

试论韩愈的生活道路和政治态度

韩愈在中唐作家中,是以鲜明的政治主张和突出的政治作为引人注目的。在德、顺、宪、穆宗四代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形势下,韩愈经历了近三十年(796—824)不平坦的仕宦道路,他的政治主张和态度、作为呈现出充分的复杂性。本文想结合韩愈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阐述韩愈的主要生活经历,就其政治     

韩、元、白、与永贞革新

韩愈,元稹、白居易都是永贞革新的经历者.虽然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因奏论天旱人饥状被贬阳山令;元、白二人官卑职微,没有直接参与革新,但他们都表示了对革新的态度,这就是:同情革新与八司马等人,否定王叔文、王(亻呸).韩、元、白三人的政治主张与革新集团很有相似之处.他们对永贞革新的上述态度,含蓄地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中.     

永贞革新与韩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的分析

韩愈、柳宗元二人与永贞革新的一重公案,向来聚讼纷纭。尤其是韩愈对革新运动的态度,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毁之者斥为保守、反动,站在宦官集团一边,誉之者又极尽开脱、辩解之能事。平心而论,二者都难免蔽于一曲之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近来又趋热烈,纠正了前阶段的某些偏向,出现了不少为韩愈辩诬的文章,认为韩愈并不反对革新,王叔文集团也有许多不惬人意之处。然而多数文章似尚未说到本原处,因而未能     

张籍、刘禹锡相替主客郎中前后事迹考

卞孝萱先生发表在《安徽史学通讯》第四、五期合刊上的《张籍简谱》,对张籍生平的考稽,多有独到之处,其首创之功,不可淹没。但谱中在张籍、刘禹锡相替为主客郎中前后一段时间的事迹上,却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分三点来论述。卞先生在谱中认为,刘禹锡是于大和二年春,为主客郎中后不久,才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此与史事不合者一。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胄子从师,罕能由礼——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背景

韩愈写作《师说》对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源均有所择取,而一向排斥佛道、推尊孟子的韩愈作出与他一贯思想不太相符的思想选择,其实与他所处的＂语境＂有密切关系。《师说》的写作与他的仕宦经历直接相连,其最直接的刺激则是当时学校风气的败坏：老师不能为人师表,学生纪律糟糕,还经常轻侮老师。如果我们举一反三,＂前后左右＂地读史,对于古人思想的理解会更加明晰。     

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人们公认的杰出的文学家;但对他的思想与为人,却有不少人持否定的态度,主要的根据是:韩愈“仇视”“永贞改革”。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认为,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七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柳文指要》,则更猛烈地抨击韩愈勾结方镇、疏附宦官,把韩与当时政治上最反动的势力联结了起来。韩愈与“永贞改革”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是经不起推敲的。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韩柳文艺思想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虽然所属集团不同,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都赞成扩大庶族地主阶级权利,都主张改良封建统治秩序。由于扬柳抑韩的倾向曾经盛极一时,有人说韩愈“无意中变成了大地主集团的代言人,而柳宗元呢,还保存着中间阶层改良主义的思想”云云。这个论断是不符事实的。从这个角度来对韩愈、柳宗元的文艺思想进行抑扬,也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比较出真理”,这句话很有用处,对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比     

论萧颖士文学思想对韩愈之影响

今人言及古文运动,总以为韩愈、柳宗元首倡,实则之前即有倡导者。萧颖士、李华团结同道,广泛授徒,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文学集团,倡导古文运动。文章首先从师承关系探讨萧颖士、李华、独孤及、萧存、梁肃等人与韩愈的关系,从而厘清萧颖士与韩愈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从韩愈古文思想的几个方面来探讨萧氏对他的影响——文以载道、不平则鸣、务去陈言、气盛宜宣、尚奇、尚古;最后得出了结论:韩愈摒弃了萧氏文学思想中的一些流弊,并把萧氏之文学思想发扬光大,而且,韩愈和萧氏一样,重视团结同道,提携后进,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古文创作队伍,汇成了古文革新的洪波巨流,取得了古文运动的胜利。     

书痴者文必工——试论韩愈的读书与作文

韩愈曾有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不难看出,作为一代文宗的韩愈非常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这不仅是韩愈对中国读书传统的自觉继承,而且通过对其读书方法和读书目录等的梳理,可以发现,韩愈之所以重视读书,还在于这是他力图纠正当时浮躁学风、文风的手段之一。所以,韩愈在当时一再强调读书,尤其要求熟读三代两汉的典籍,是与其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有着密切关系的。韩愈的读书经验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析《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浪漫主义特色

《梦游天姥吟留别》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是一曲追求理想的赞歌。 这首诗是李白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后,将从东鲁再次漫游吴越时而作的记梦留别诗。此前,李白曾在长安做过三年的供奉翰林,洞察了李唐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罪恶,加上性格傲岸不驯,蔑视权贵,招致了高力士等人的谗言诽谤,他对一切已感到极为失望,于是自请还山,愤然离京。虽然如此,李白仍然心存希冀,乐观进取,执着追求,不改初衷。《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他这种精神境界的形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