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的路径 ——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家庭策略的融合

通过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路径外在宏观条件和内在微观机制的分析,可以更完整呈现城市化的社会规律,反观当前的相关理论及城市化政策的问题。与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不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趋于完全城市化。多个发达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发达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是农民城市化的前提,其特征是就业机会丰富、就业时间充足与就业成本低廉。就家庭策略而言,农民家庭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家庭充分就业和家庭婚姻联结将本地劳动力市场优势转化为融入城市的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完全城市化。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

区域差异是理解农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发展条件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同,造成农民城市化逻辑的东西差异。农民城市化的东西差异体现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城乡空间跨度和城乡关系四个方面：东部地区在全域工业化基础上,形成了由市场先导和农民主动、全务工型、离土不离乡、融合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完全城市化;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空心化基础上形成了由政府推动和农民卷入、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离土又离乡、寄生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过渡型城市化,前者是高质量的稳定城市化,后者是低质量的半城市化。东部地区农民完全城市化的关键条件是其良好的区位条件下所形成的产业基础,而中西部地区缺乏产业集聚的区位条件,农民城市化并不稳定,将来需要在具备产业基础的大中城市进行二次城市化。     

南京市农民阶层生存状态实证研究——基于对127户南京市农民问卷调查的分析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南京市农民阶层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阶层规模在逐渐萎缩,阶层内部出现职业分化,多元化结构的经济收入稳定上升,劳动条件与劳动环境极大改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日趋合理,消费观念不断更新。宗族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还是农民交往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代际之间教育程度呈上向流动的变化,对社会的敏感问题最为关注,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总体而言,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有了显著提高。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县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制度创新研究

县域城市化是梯度城市化的重要节点,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县域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存在很多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土地制度障碍是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层面。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宅基地制度等都制约着农民的城市化,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和进城的障碍,促进农民进城,推动县域城市化的发展。     

县域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障碍

县域城市化是梯度城市化的重要节点,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县域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存在很多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的障碍,土地制度的障碍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层面。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宅基地制度等都制约着农民的城市化,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和进城的障碍,促进农民进城,推动县域城市化的发展。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

农民城市化的行动单位选择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受到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制度与生活的双重形塑。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受到后发国家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发展阶段下制度和生活两者的共同影响。中国农民从实用理性出发,立足于家庭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在既定的土地制度和福利制度等正式制度的结构下,以私人间城乡关系补给公共城乡关系,采用家庭内工农互补和劳动力合理配置的方式,通过资源的长期积累与代际转移,最终实现城市化。因此,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有别于西方的核心家庭形态,呈现出表面扩张内里紧密的特征,也因此具有极强的韧性和灵活性,是当下农民城市化行动中的普遍选择和有效的组织保障。     

徐州市中心镇功能定位与发展研究

"十二五"期间,在中小城市成为江苏乃至全国新型城市化道路战略重点的背景下,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将是新型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心镇小城市化发展,是培育县域增长极重要举措,具有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心镇功能定位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中心镇培育为小城市应遵循城镇差异化发展规律,不同区位的中心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     

就近半城市化与去城市两级分化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普遍选择的就近半城市化路径中,人口迁徙具有可逆性：一是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可逆性,二是从大城市回流到中小城市的可逆性。这两种可逆性勾勒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去城市两极分化”机制：类贫民窟作为物理载体仍然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但在可逆过程中,它并不会形成一个刚性的城市社会贫民阶层,进而这种可逆性成为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特大城市也会产生,但在可逆的过程中,作为纯资源接受者的中小城市将获得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契机,从而这种可逆性也构成了城市体系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     

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的成因分析与治理对策

我国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现象开始逐渐南过去的隐性趋于显化,对当地的土地利用管理造成困难.本文分析了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形成原因,提出了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治理对策.     

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的成因分析与治理对策

我国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现象开始逐渐由过去的隐性趋于显化，对当地的土地利用管理造成困难。本文分析了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形成原因，提出了半城市化区域违法用地治理对策。     

论县城建设与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城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有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提升功能,是联结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和纽带,是县域经济的火车头。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城市化滞后是县城对县域经济带动作用发挥不大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城市建设中只要避免走入误区,树立科学发展观,就能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大城市郊区农民城市化路径研究

农民城市化的发展样态是学界极为关注的研究主题,而城市化对象本身也存在差异。由于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独特性,使得其城市化必然与一般中西部农村城镇化存在截然不同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对武汉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家庭并不止步于原有的低度城市化,在居住环境、就业选择以及生活方式等三个方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可以认为城郊农民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深度城市化。因此,通过对其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解释,以揭示城郊农民深度城市化的实践逻辑,从而深入理解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进而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发展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索与推进。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新时期农户“半工半农”二元收入结构的固化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推进，农户现金需求的压力不断上升，农户消费呈现出实物需求、现金需求的二元倾向，农户的二元需求推动农户劳动呈现出“半工半农”的二元结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粮食价格的低迷使农户单纯依靠农业劳动无法满足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农业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实物需求，非农业劳动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现金需求。这样，在劳动与消费二元化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农民的福利，必须要长期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变；改善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环境；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     

构建和谐农村--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

加速在现有小城镇、县城集中发展工业,实现城市化,有利于发挥小城市的聚集功能与规模效应,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市的转移,帮助农民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是实现资源优化组合、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