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贸易增加值的中印分工地位比较

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利用WIOD数据库,通过GVC参与率和GVC地位指数的构建以及国内增加值的分解,对比分析中国和印度整体及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4年中印两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但两国均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各自优势行业的下游地位,中国处于制造业的下游地位,印度处于服务业的下游地位,两国地位指数虽然较低但都拥有向上提升的趋势。     

全球价值链重塑背景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测度与演变趋势分析

基于WIOD数据库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GVC地位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VC地位指数呈先下降再上升的“V”型变化特征,但GVC参与度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逐步向价值链两端攀升,成为GVC的重要枢纽;细分行业看,服务业地位指数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竞争力不断提升。服务业前向参与度高于制造业,后向参与度低于制造业,为制造业GVC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制造业后向参与度呈现“M”型趋势,前向参与度稳步上升,表明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下降,逐渐成为中间品的主要供应国;细分行业看,制造业GVC地位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GVC地位指数的提高,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GVC地位指数不高,我国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与比较优势：基于跨国样本的研究

本文利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和GVC显示性比较优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U型关系。引入国家组别交互项后,在促进国内附加值出口和提升比较优势方面,全球价值链对参与率较高、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发达国家的影响要强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参与率较低、处于价值链上游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同水平的发达国家。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表明,GVC参与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应积极融入价值链生产,并且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这将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获取较高的出口本国附加值收益和实现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对外开放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就对外开放对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提升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05—2015年60个样本国家/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水平对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影响显著为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的作用为负且大于其正向影响,因此对外开放对样本国家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提升的整体作用显著为负;第二,经济对外开放对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具有非线性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度及制度质量是对外开放能否促进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影响要素,两者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在控制其他影响要素的条件下,当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度与制度质量分别跨过门槛值时,扩大对外开放显著促进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的提升.因此要不断鼓励加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重视和完善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关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中国ICT中间产品贸易实证研究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不仅伴随着高技术产品的飞速发展,还使产品内贸易方式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电子信息产业（ICT）作为高技术产业的主力,由于其模块化特征,具有显著的产品内贸易流向。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ICT产业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相关数据,探讨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内贸易的国际地位,结论认为中国在ICT产业的竞争力增强,产品内贸易方式促使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实现从价值链低端的地位攀升。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造纸业贸易利益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造纸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利益。结果显示:中国造纸业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实际获利逐年递减;中国造纸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出口附加值比重却没有相应地提升,贸易利益呈现量大利小的局面,与世界造纸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基于中国造纸业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提升我国造纸业贸易利益的建议。     

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我国产业升级路径探讨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产品内国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趋势。论文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在产业升级中的机理,指出我国应分别从企业、产业、政府各个层面上推动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并逐步占领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有利位置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从而谋取更大的战略利益。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产业价值链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中国制造业从大多承接国际制造业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到开始更多地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技术环节。因此,要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成为跨国公司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应产业政策引导跨国公司把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深化的产物,是当今国际分工发展的基本趋势。通过对国际分工理论演进过程的阐述,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和价值链理论,分析了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和影响。分析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应抓住机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要素质量,改善国际分工地位。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通过收集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基于构建的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实际影响效应。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明显促进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水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创新环境水平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因子,这三大主要因子均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空间联动上的作用明显,能够改善中国各省产业结构,联动各地区共同发展。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全球价值链的系统结构和完善全球治理,各地应协调发展数字经济,优化各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空间布局,促进相关产业政策和创新思维具体政策的融合,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结构性风险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型加工贸易的发展,已深度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从所占据的全球价值链环节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主体二维视角判断,我国仍处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中低位次,经济发展的收益性、自主性和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RCEP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通过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指数、各国相互依赖关系以及显示性优势指数等指标,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15个成员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制造业分工地位现状,以及区域内的生产和市场网络.研究认为:中国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RCEP正式生效后,中国可以力争在区域内扮演欧美等国在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角色;RCEP生产网络将逐渐与欧洲、美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RCEP价值链体系内向化趋势明显;最终,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和市场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碳排放的追踪与溯源--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为气候谈判与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从最终需求角度对我国碳排放的部门和国别结构进行追溯,结果表明：我国生产碳排放从1995年的2664百万吨（M t ）增加到2009年的5907 M t。从部门结构来看,我国国内消费和出口碳排放主要集中在“S17电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但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的改善,高排放部门隐含碳出口比重有所下降。从国别结构来看,欧盟和美国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的影响在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在上升。虽然目前我国隐含碳进口远远少于隐含碳出口,但增长幅度却大于隐含碳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如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过分强调国外消费的增加是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一大主要原因,可能对中国不利。     

基于GVC视角下产业升级“逆服务化”内生因素探析

我国国际代工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后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环节,在向“微笑曲线”两端的服务化延伸中面临着巨大挑战.除了GVC中的发包企业力图抑制后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维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的外部因素外,模仿套利的低障碍、行业技术标准建设的不足和以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等内生因素抑制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进程.本文通过分析上述内生因素对产业“服务化”升级的影响,揭示国际代工企业升级的障碍,为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创新提供参考意见.     

基于创新中介效应的产业集聚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在产业集聚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如何攀升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创新中介效应下产业集聚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再以我国2008—2015年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产业集聚有利于创新水平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提升,且创新在制造业集聚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中国在APEC国际分工与贸易关系中的地位

“2001年中国APEC会议”即将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合作、参与,促进共同繁荣”。届时APEC成员政府首脑将就“如何促进成员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增强各成员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浪潮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讨论,并制定相应的行动纲领,APEC的共同繁荣,需要所有成员共同努力来深化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而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能否进一步深入发展最终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利益互补性的强弱。如果一个国际经济组织中,各成员追求本国最高经济利益的行为,同时也就是为其他成员装增加经济利益的行为,该     

产业增加值、技术能力与中国城市化——全球分工对城市化作用指数的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实际国内增加值数据和实际拉动就业量的加工外贸行业对中国城镇化作用指数,并分别计算了传统制造业和深植于全球产业链中消费电子部门的相应数值。研究发现占据外贸出口相当比重的微电子制造业等部门因在国际技术分工中处于末端地位,导致其不论是在就业质量方面,还是在增加值贡献方面对城镇化拉动水平呈低水平状态。在通过与高端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城镇化作用指数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产品增值作为政府财税收入和从业者工资的终极来源,在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意愿以及个体生活能力两方面制约着城镇化质量。通过对日本高速增长期产业增加值与城市化进程的回顾,可以发现通过开创性地应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积极推进以高增加值为指向的产业政策,构建基于技术能力的动态比较优势,可以达到产业能力与城市化过程的良性互动。     

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的二元分工网络制约

基于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互动发展所形成的完善的分工网络,能够凝聚技术、市场、资源优势,形成极化效应,并能通过分工网络形成扩散效应和资源共享,有利于实现各环节创新联动,增强国际竞争力。利用中国省级投入产出数据测算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参与国内分工网络程度下降,出现了更偏好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趋势,二元分工网络趋势增强。国内分工网络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差距大,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二元分工网络形成的直接原因,而体制和政策是推动二元分工网络深化的更深层因素,由此造成市场和资源分割,并割裂了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的互动发展,导致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机制缺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