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民间社会重新出现的希望,随着对于8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道路探讨的反思和深化,随着西方和东欧对市民社会讨论的热情及成果被逐渐了解,中国思想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探讨开始活跃(市民社会,译自英文civilsociety,也称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这一过程中,民间学术色彩较重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及其主编邓正来发挥了重大作用。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1992年11月)上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问题纳入中国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目标所要求的政治社会结构的调…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

构建和谐社会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运动而提出来的,本质上是要在中国构建一个现代理性社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理论资源一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二是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三大理论资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丰富内容,启示我们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思考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法治的市民社会视角

当代社会的法治建构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政府主导的作用,从而不能为法治建构提供一个妥当的解释模型。有鉴于此,需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从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法治建构。尽管由于＂乡土社会＂成分的存在,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法治处于一种＂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之中,但从＂参与者＂视角出发可以化解此矛盾,为法治建构提出一种＂中国式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市民社会的研究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交往中发生了异化,市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对无产者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必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当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比,中国的民间社会有着自己的生成机制和逻辑功能,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的功能由批判向建设转向。基于我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地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走向,争取公民多元利益的实现,同时民间社会也是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异化的强大监督力量。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性,可以促进民间社会健康发展。     

市民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再检视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市民社会”概念大体上有两种含义 :一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 (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 ,表现为经济和政治的分离 ) ;二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公共领域 (社会文化生活领域 ,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的分离 )。中国的市民社会是现代化肇始以来开始艰难发育的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在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的市民社会应以政府培育为主、以市场经济拉动和民间力量的自然生长为辅 ,同时 ,应积极培育社会中间层和社团组织 ,不断提升社会理性和法治化程度。     

试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马克思在重点针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剖析,特别注意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多维度现代价值,特别在其对于科学处置社会与国家关系、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市民社会理论:法学现代化及法治研究的新视角

文章认为,在中国对法治的诉求过程中,法学理论赋有前瞻性的启蒙、阐释和导引功能,这就需要市民社会理论的导入。因为它能克服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为法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系统丰富的深层理论基础,并能有效观照中国法治之路理论构建的有限和不足,从而推进法学现代化和法治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的积极回应。     

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维度

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在我们明晰了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建构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后．面对一个充满朝气、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指导性理论。透过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开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断生发出的现实意义．正一步步地引领着现实性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因此．今天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两个维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之相及其出路

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关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步确立,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应运而生。其表现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兴起与热潮,第三部门的出现与快速发展,社会成员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公民性的提升,社会新阶层的出现与被认定等几方面。就当前状况来看,理论研究中的分歧多,发展不平衡,第三部门发育不良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较为混乱,造成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成长困境。推动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健康发展,使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贡献积极力量,成为当下社会建设的迫切任务。     

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维度

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在我们明晰了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建构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后,面对一个充满朝气、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指导性理论.透过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开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断生发出的现实意义,正一步步地引领着现实性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因此,今天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两个维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复兴市民社会:理论言说及其内在逻辑

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过度强调导致了政治参与水平下降等诸多民主社会的危机.发端于托克维尔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所针对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市民社会是指各种非政治制度(包括家庭、教堂、邻里、公民团体及各种志愿社团)所置身的那个社会部门,其特点是,这些社团通常都是自愿的、可以自由进出的.市民社会的繁荣有利于培养合作、信任、妥协、忠诚等公民美德,促进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不过,市民社会理论本身也存在着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以葛兰西、哈贝马斯、柯恩以及阿雷托为代表人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以独特的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转型。历史地辩证地对之加以研究有利于分析和促进了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丰富与创新,而且,其研究方法与关注的内容,对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建构及其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市民社会视角下公民意识发育的逻辑分析

现代化进程是当代社会最深刻、最复杂的变迁过程,而公民意识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蕴涵则引发着现代化中最深层的精神变革。公民意识的发育要以市民社会的存在为依托,市民社会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形成,这不仅提供了公民意识生成的契机,同时市民社会自身的发展也为公民意识提供着必要的发育机制和基本要素,因而市民社会构成公民意识发育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的特征与不足 :从发生类型看 ,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的产物 ;从发育状况看 ,中国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后发性”和社会分化严重不足 ;从目标取向看 ,中国的现代化还表现出“赶超型”的特点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主体经常变换 ,发展模式转化更为频仍。通过对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考察 ,我们认为市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二者又有细微区别 :(1 )市民社会在中国属于“后现代”的内容 ,它的发育晚于现代化的启动 ;(2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和推进要比现代化经历更长的时期。因此在发展时序上 ,中国的现代化要优先于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观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终结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同的观念,开创了对市民社会的现代理解。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明晰当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社会理论的生成——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双重超越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确定为资产阶级社会,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通过否定黑格尔的国家方案将现代社会的症结进一步锁定在市民社会之中。随着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第一,揭示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彻底性并清算了其资产阶级的立场;第二,通过广义市民社会概念创立了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理论。重新检视这一思想历程,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