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和父亲一起蒙羞的日子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     

我儿子是个音乐天才

走街串巷求名师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中央音乐学院。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个警官,别人对他又     

父亲下厨房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位从北京来到山区,奉献了一辈子、被组织上授予“山区人民的好公仆”的基层领导干部,但谁也不晓得父亲还是位精通煎炒煮炸的掌勺“厨师”。 其实,有关父亲“下厨”的经历以前连我也很少见。他经常是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地工作,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我们兄妹的生活和学习,一切“后勤工作”主要靠姥姥和当教师的母亲来完成。然而父亲是一个干啥都要干出个名堂的人。他管林业,当地的林业工作能在全省受表彰;     

爱你现在的时光

有很多年轻人会问我,说现在社会都是凭父亲、有关系、看相貌等等。我就问他,凭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     

神路街往事——疯子

正疯子在胡同里不起眼,但谁都知道他,而且给人的印象都非常好。提起疯子,善声盈耳。我父亲就说,疯子人性好,他不是真疯,"文化大革命"失踪,回来就成这样了。疯子姓金,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知道姓的,叫他金疯子,满人。他父亲是皇宫里的大厨,可有名了!北京几家有名的饭庄有请,老头不去。老头这点手艺自然传给了儿子,就这么一个独生子。老头的媳妇据说是个妓女,生下金疯子就     

父爱深深

父亲离开我们两年 了。在这两年里,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现在我才知道或者说才深深地感受到,什么叫魂牵梦萦,什么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也才知道什么是深深的自责和无法弥补的遗憾……。 父亲是1995年患胃癌去世的。长期的萎缩性胃炎癌变后做了手术,但恢复得很不好,虽然手术后生命又延续了6年,但他每天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基本上是靠输液和止痛药来维持     

父亲的“走婚”生活

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一个人孤单单地生活。我们曾多次要求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可父亲总是以不自由为借口拒绝我们的好意。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增加我们的负担。     

我的职业成就他的梦想

我是圣路易斯州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个老朋友从南方打来电话，说准备竞选县治安官，请我帮他赢得选举。 一时间，我很难做出决定。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看着我长大。孩提时代，他们经常带我去打高尔夫球。上大学时，有好几个暑假。我都在他的办公室当助理。他知道我擅长写文章，很会处理行政事务。他也知道，我有主见，值得信赖。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不是为候选人提供支持，     

父亲的声音

我们一家人对父亲的恐惧已经成了一种自然反应，甚至连母亲也怕他。小时候，我和妹妹以为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家家户户都有个酗酒的父亲，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酒疯，无论怎么做都不合他的心意。     

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50年代初，从河北老家来到京城挑砖
　　父亲很爱聊天，但他的故事总是断断续续，不长就断了头，但跟我讲了几十年。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首都北京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城市建设一下子摆到议事日程上，急需大批的建筑工人。1952年春天，父亲的故乡河北永定河畔一个古老的村庄，被一场洪水洗劫后，父亲跟着几个老乡来到京城，参加到北京的建筑大军中，在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当了一名挑砖工。第二年，只有父亲一个人扛着铺盖卷腰系一根麻绳又回来了。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建设新中国新北京之初的岁月里，每一个劳动者都以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投入到每一天繁重的劳动中。那时候父亲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工地既是家也是他的生活信念，工友们也是朋友，在工地他怀揣着梦想。后来我在电视台介绍老北京的故事里看到，那时建筑工地上虽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却都是人背肩扛，一天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父亲说：“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年轻时只有1.57米的身高，父亲就是以这样的身体条件参加到了北京的十大建筑工程建设的。已经有一些生活经历的我问父亲累吗？他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累。那时候有150斤一副的担子，也有200斤一副的担子。人家大个儿挑200斤，我不服输也挑200斤的。”两年后父亲加入了共青团，三年多以后他又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傅维伯:小剧场大事业

接到采访傅维伯的通知,事先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只知道,他是国家话剧院东方先锋剧场的总经理,只知道他是在北京话剧界可以呼风唤雨的人,只知道他有一整套的人生哲学支撑他一路走来……坐等傅维伯的过程是漫长的——紧张、忐忑、又夹杂着一些期待,或许正是这种状态,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傅维伯,因为他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空白。空白,是最好的礼物。     

黄埔老人李甦

正1993年我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北京黄埔同学会上,认识了李老先生。他身体健壮,很是健谈,他知道我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让我带他向我父亲问好,并让我有时间多到他家聊聊。于是,我走入了李老人的生活,也了解到他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经历坎坷,但他始终力排众议,坚持为黄埔做了许多事情,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曾在湖南、海南出资办学,为北京黄埔大学捐资助学,主张开展民办教育来振兴四个现代化,还在北京成立了黄埔敬老院……     

父亲的大学

正从懂事起,父亲和我说话就不多。父亲是一个孤儿,五岁丧母,九岁丧父,十来岁他就开始独居。那个时候,村里和他一般大的小孩都在念书,父亲每天跟着他们去上学,一直跟到教室门口,就止步了。父亲知道,教室与他无缘,贫困使他过     

捧读穆木天的诗论与诗评——一封关于诗歌评论的公开信

立立同志: 你好!多谢你几次寄来你父亲穆木天的遗著《穆木天诗选》、《穆木天诗文集》以及你母亲彭慧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捧读之余,使我深受启迪;又读到你两次寄来你父亲所写有关我的诗和诗集的评论文章,更使我深受感动。大家都知道你父亲穆木天同志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启蒙诗人,是中国诗坛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有深刻修养与敏锐目光的诗歌评论家。他所写的《郭沫若的诗     

父亲的生日

转眼间,父亲已步入古稀之年了。这之前,我同弟弟曾几次商量要给父亲做寿,可父亲就是不同意。父亲不同意我们为他做寿有他的理由。父亲年幼丧母,生活贫困,从小就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出生日期。所以,从儿时起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过     

打死死海

一位导游好吹,介绍什么都要提到他父亲：“女士们先生们,这经贸大厦是我父亲设计的,那汽城是我父亲主持建造的……”来到了死海边,导游提示：“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来到了死海,这死海……”“我们知道了”,一游客抢着说,“死海是你父亲打死的”。     

想父亲

我的父亲有15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了。不知道他这15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可见我，     

还父亲一张写字台

那年我升入中学,父亲请来了木工为我做了一张精巧的带书架的写字台,作为我考入重点中学的褒奖,我知道,这更是一种鼓励,一种期望。从此,这张写字台与我日日相伴,我伏在它的上面汲取知识的营养,倾吐对生活的热爱;更难忘记的是,在这张写字台前,父亲给我讲解几何题,教我诗朗诵,耐心地看我的作文,并提出意见,还给我讲立意,讲词意,使我受益匪浅……在这张写字台前,倾注了父亲多少心血,又寄托了父亲几多厚望！爱心的浇灌开出了鲜艳的花朵,终于,我的文章发表在《少年文史报》上。欣喜之余,我对父亲说:“爸爸,你怎么不写点东西呢?”在我的心中,才华横溢的父亲应该有他自己的成就。作为医生的父亲怅然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是呀,我也应该写的。”可是,父亲的心力都放在了我们身上,为我     

父亲

父亲下岗了。其实,父亲本不会下岗的,全厂百余号人,谁不知道父亲“李能手”的大名呢?然而他确实下岗了,这都怨他那“不开窍”的脑筋。早在减员前,主任就曾透风给他:“年纪大了,有希望干几年吃个退休金。然而现在又在减员增效,很难说呀……”那意思很明显,只要父亲开窍些,给主任些好处,下岗断然不会落到他的头上。我刚一提及这事,父亲大怒:“拍胸口问问良心,咱办事得光明磊落!”生活的重担压弯了父亲的脊梁,但没有压弯父亲的信念;生活的困苦熬白了父亲的双鬓,但父亲那颗跳动的心依然鲜红。为了生活,父亲又忙碌起来。整个下午,父亲都在修理那…     

最好的礼物

5月10日是父亲的婚期。父亲在一个月前到我这里,告诉我,他,就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怎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惊愕、难过,还有一点愤怒。父亲的眼睛里充满了企盼,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可我只是很冷漠地甩甩头,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尽管我很想说:“爸爸,不要,不要……”父亲走时,我没有送他。看着父亲渐渐离我远去,看着他那有点佝偻的背影,我感觉生命在一点点耗尽。我想大声喊,可是喉咙像被卡住了,什么也说不出。强忍住的泪终于溃堤似地将父亲的身影淹没了。我知道10年前母亲在那场车祸中丧生,给父亲的打击很大。那时候尽管我很小,但每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