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叙事范式探究

基于宣传佛教的需要,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集中表现为五种叙事范式,亦即记得道僧尼行传以促进僧传文学建构,叙僧尼与鬼神交锋以彰显佛教徒之神能异术,述人鬼遇合以明因果报应之理,说观世音灵验以诱趋利避害之徒,谈亡魂显形、死而复生以证崇佛之好处。受汉译佛经、佛教义理、本土信仰及其相关宗教活动的综合影响,＂释氏辅教之书＂以佛教灵验为特色的志怪叙事,总体上呈现出程式性、世俗性、交叉性、社会性等特点,最终扩大了佛教在中世民间的影响力。     

唐朝僧尼理想角色演变略析

唐中期之前大多数僧尼能奉持戒行,而戒行高洁的僧尼也为广大僧尼所崇奉。但随着社会习俗的变化,理想的僧尼角色逐渐发生演变,这在僧尼与世俗家庭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唐朝僧尼理想角色的不断演变,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述梁武帝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

试述梁武帝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欧阳镇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而极盛。据道世《法苑珠林》载，南朝宋时有寺１９１３所，僧尼３６００人，齐时有寺２０１５所，僧尼３２５００人，梁时有寺２８４６所，僧尼８２７００人，陈时有寺１２３２...     

唐代均田制与寺院经济变迁的制度化分析——以“僧尼授田”为中心的考察

均田制是中古时期重要的经济制度.唐代均田制"僧尼授田"的规定对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均田制"僧尼授田"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变迁的视角,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国家"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其他"非制度化"的方式及其意义予以论述,指出"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非制度化"的其他方式这种双轨制的发展道路,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兴盛的真正原因所在.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辽代佛教赈灾济贫活动探析

辽代佛教盛行,以寺庵僧尼和在家居士为核心成员的佛教徒们,当某地出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之时,经常会以施钱舍财、义仓放粮、“无遮会”饭、铺路修桥、发药疗疾、义冢掩尸、祭龙祈雨等各种形式赈灾济贫,救助饥民,由此,亦形成了这种种配合官方赈灾并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民间公益之行动。辽代民间佛教赈灾活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开展下去,与其持有源于佛教教义的“慈悲济世”之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唐代寺院的规制与管理

佛教寺院是僧尼居住修行之所,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更加推动了寺院的兴置,佛教寺院也开始纳入国家管制.在唐代佛教达到鼎盛,在寺院的管理制度上,国家设立官方寺院,就是给额的寺院,对寺院按京城和州县分别进行等级区分,寺院给额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并对寺院的数额进行总量控制,对私立寺院进行限制并禁毁淫祠.这些措施对控制寺院规模和总数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终唐一朝,基本保持比较平稳.在控制寺院人数方面出现较大的波动和反复,在于管制体制自身问题,也和唐代后期整个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关.     

略论宋代寺院、僧尼经营的商业和高利贷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无孔不入的。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连封闭的佛教寺院也受到了相应的冲击。这种冲击最明显地表现在寺院、僧尼经营的商业和高利贷方面。诚然,寺院、僧尼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本质上与世俗社会的商业、高利贷无异,都是唯利是图。然而,二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又显然存在差别。本文拟就宋代寺院、僧尼的商业和高利贷经营的特殊性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晋宋之间佛教僧尼与宫廷政治之关系考述

东晋以来,佛教传播日益广泛,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关系也不断密切。东晋中后期及刘宋时期的统治者,包括帝王及其王侯、后妃、公主等多笃信佛法,捐施资产,创建佛寺,甚至在内宫中开展佛事活动,造成一些僧尼与宫廷发生日益紧密的关联。而宫廷作为政治权力中心,僧尼频繁出入,必然使他们有机会参预朝政。     

魏校岭南毁佛述略

魏校在明嘉靖初为按察司副使督学广东,在粤年余大毁“淫祠”,尤恶佛氏,故拆毁未获官方认可的佛教庙宇,改作社学和书院,强令无度牒的僧尼还俗,没收变卖寺庙田产,列佛经为禁书,削弱了岭南佛教道场基础、信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经论传播基础,尤其是砸毁六祖惠能祖传衣钵,阻滞了岭南佛教的发展。     

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四教”观

明清之际的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在阐述伊斯兰教思想时,阐述了他们对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且对各种思想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坚定伊斯兰教信仰,尊崇儒家思想,批判佛教和道教,在比较中提高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嬗变

中国具有民间色彩的慈善组织出现于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之时,宋朝开始出现了脱离佛教教团的纯民间性的慈善事业。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慈善事业定型并且最为发达的时代,而晚清时期出现的义赈组织则代表了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趋势,它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具有二者的鲜明特征。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中的民间慈善组织具有政治性与民间性的内涵。     

佛教音乐与礼乐中国

佛教音乐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佛教的音乐传统源远流长,其形态主要包含了用以供养三宝之音乐和用以吟诵佛经之音乐。佛教音乐产生在重视口耳相传的传统印度社会中,因而其满含神圣性和仪式性特质。佛教音乐的核心要求就在于规范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完善人们的内在修养,从而达到社会等级有序、安定和谐的目标,这种合宜性要求成为佛教音乐与中国礼乐衔接之桥梁。然而佛教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形态却并非如此。中国特色的鱼山梵呗并不能涵盖佛教音乐的全貌,佛教音乐与中国传统礼乐之比附和格义亦就此终结,中国佛教音乐逐步本土化,其神圣性和仪式逐渐消解而呈现出兼容性和世俗性特征。     

珠三角地区尼姑现象的历史考察

至少从晋朝开始，佛教已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泛传播，女性出家为尼时有所见。但直到唐代之后，才出现女尼修行的公共场所———寺庵，宋元逐渐增多，明清几乎遍布城乡各地。与此同时，信女向寺庙捐施财物也持续不断，宋元捐施财物数量最多，明清则捐施人数最多。珠三角女尼及尼庵的发展显示，随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通过海洋传入岭南，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因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成为尼姑最活跃的区域。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魂灵形象比较研究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分别被称为中国和El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中都有“魂灵”形象的出现,试图从《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发掘“魂灵”形象并加以比较。据此,总结出佛教对中日两国“魂灵”形象的塑造有着重影响。佛教在中国受到儒家思想的干预,在日本则带有浓重的神道教色彩,这是两部作品中“魂灵”形象出现差异的主原因。     

诠释与歧变: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东来,通过画像、中文著作等方式构建、传播耶稣形象。在《进呈书像》等重要著作中,传教士有意突出耶稣的神人二性,试图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基督论传播给中国受众。但由于传教士所构建的耶稣形象本身存在张力,导致反教者对耶稣形象产生误解、曲解。传教士构建耶稣形象时所出现的"断裂",是导致世人理解耶稣形象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之过程,可视为西方知识或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典型案例。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