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与农民专业合作化难题的破解——对万年“贡米”集团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江西万年贡米集团“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实地调研发现,市场契约可以打破农村人情面子在合作过程中的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规则、一系列的产品质量认证等制度促使农民为了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农民只有遵守市场规则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实现利润,不遵循市场规则将遭受损失,因此农民专业合作是通过契约倒逼机制实现的.仅靠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抵制;而通过农民自身实现组织化则存在人情面子困境.农村互助领域和合作领域的规则不同,与人互助,应该讲人情和面子;与人合作,则应该讲契约与规则.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合作的契约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制定公平公正的契约并保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将外部力量的倒逼与农民自发需求结合起来.     

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民生活相对贫困和收入较差的问题长期存在,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切实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必须加强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纠正歧视性制度,在公共服务、政治权利等方面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程序正义;建立弱者保护制度,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给农民制度倾斜,实现农民与非农民间的实质平等。     

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

在后危机时代和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的特定背景下,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因素.逐步缓解和缩小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刺激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这一目标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实现广大农民的自身发展和公平发展,其实质在于承认和保障农民的自身发展权益,集中体现在广大农民的发展能力与发展机会上,这与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直接相关;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处于不断强化的趋势,成为制约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到位的情况下,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社会风险很大,为农民提供长期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新阶段农地流转的基本条件.     

默会认识与实践智慧——论沉思默会在实践智慧中的地位与作用

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内在于人的观念形态,主要体现于知、行统一的过程中,表现在以成已成物为目标的价值追求之中.在解释世界和变革世界、认识自我和成就自我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世界和自身,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实现“转识成智”,沟通知识与存在,达致理想的实现？默会认识作为认识世界的知识和把握世界的方法,在其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沉思默会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是形成明晰之知或名言之知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主体把握世界存在和自身之在的内在根据,是形成实践智慧的重要环节.     

新型农民经营机制的结构方程分析和制度培育路径——以广州市天河区岑村农民的实证调查为例

在广州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中,上世纪80和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具备有文化、懂技术的潜在知识和专业素养,但是,其人力资本的实践应用仍滞留于知识型积累的外部表象上,缺乏转化为"会经营"的制度运行机制。结构方程的因子分析和SEM模型检验显示,基于"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由"准新型农民"转移为"新型农民"的实现路径,不仅来源于新生代农民群体的制度需求,还取决于地方政府制度构建的充分供给。它在其现实性上,体现为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有机统一。     

城乡统筹中的人力资本积累视角与留守农民的培养

统筹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是研究和实践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以及新型农民的培养等实践中的问题所在及其问题的有效解决都与是否统筹好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文章指出,应把统筹城乡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置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全局更突出的位置,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实践发展,尤其要倾重于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留守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培养.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统筹城乡发展之大众传媒均衡发展路径探讨——基于城乡关系经典理论及知识和信息城乡二元分布的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实践需要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拓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为统筹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即缩小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是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此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二是要增加农业增加值,发展现代农业,这方面,舒尔茨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通过向农民投资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可行之路。农民获得足够多的知识和信息,无论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还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都非常重要,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而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知识和信息分布不均衡,应强化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通过大众传媒的城乡均衡发展促成知识和信息的城乡均衡分布,进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实现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实质是城乡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城市化过程是农民身份市场化、就业方向非农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居住和生产生活范围非农村化的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城乡差别,较快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尽快实现共同富裕.为此,必须将城乡置于统一的空间下,谋划城乡一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构筑有利于城乡一体的发展环境,逐步实现工业发展、市场建设、城乡科技和社区建设一体化,使城市和农村在地域、形态、功能等方面实现有机结合,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依据适宜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培育具备现代化综合性功能的国际大都市的同时,要积极推进中、小城镇建设,走使人口和其他资源在特定小城镇及区域内相对分散配置从而推进大都市圈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要协调农村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二要使城市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三要正确规划和管理农村人口与劳动力的转移;四要构建城乡循环经济的产业体系.     

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

空心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试图在短期内消灭空心村的治理方案既不科学,也不实际.空心村的形成不仅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农村宅基地制度的限制、土地管理及村庄规划的不到位等体制机制有关,更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有关.空心村不仅影响人居环境建设,影响农民福利及农村稳定,更影响新农村建设及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大局.治理空心村应坚持农民主位,不仅考虑农民的生产生活诉求,更考虑农民群体的分化.以规划和管理为主,注重农民生产生活方便,重视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治理方案是有效的空心村治理策略,值得探索和实践.     

论构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以成都市创新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例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障应该充分体现公平与公正,全面覆盖城乡居民,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政府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中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实现基本医疗保障资源效益最大化.近年来,成都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强化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构建中的政府作用,着力消除城乡二元分割、待遇差异、管理多头等基本医疗保障发展障碍,对制度碎片进行了有效整合,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从成都的实践探索来看,政府作为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应把创新作为构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动力;二是政府应把公平性原则贯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全过程;三是政府应正确界定自身的行为边界.     

我国资源型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分析

资源型城市经济运行中城乡关系的二元结构相当明显,它对周围农村地区的聚集——扩散作用无以发挥,亦不能通过区域母体的支持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实现资源型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应使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与周边农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设完整、合理的小城镇来形成城乡联系的节点或通道;通过对城乡边缘区的合理规划来实现城乡联系。还需要破解城乡之间一系列制度或政策隔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改革方向探讨

土地改革的方向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能否顺利完成。而近期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主张赋予农民土地完全的产权、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高于用途与规划管制的"土地绝对私有化"观点,并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对土地改革的要求,并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征地拆迁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现行土地制度及其衍生的征地拆迁制度本身,而在于配套制度不完善、约束与管理不到位、征地拆迁没有法治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改革的方向,应是在坚持现行土地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基于"涨价归公、地利共享"的目标取向,对其进行技术层面的修补。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完成,土地制度的最终方向是实行城乡土地所有权的单一国有化和使用权的私有化,在符合用途和规划管制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温州的个案研究

以温州为例,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温州开展以“三分三改”为核心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寻求整体性制度安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外部利润使制度创新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制度变迁,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得合算。温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地方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赋予农村市场力量的成长空间和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破解,农村的市场力量逐步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此时地方政府职能应适时转变,承担起服务和协调的角色。     

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也是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要加快城乡人口管理制度、城乡就业制度、城乡产权制度、城乡财税金融制度、乡镇政府管理制度和公共品供给制度等六大方面的制度创新步伐,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人民监督员制度外部化问题研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被定性为一项对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制度,但实践中从制度设计、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管理,到案件监督程序控制及监督结果处理,都是检察机关自身在运作.为了使人民监督员制度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外部监督制度,许多地方检察机关进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外部化的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在分析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拟从人民监督员制度外部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人民监督员制度外部化实践问题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略有裨益.     

统筹城乡发展与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以成都市为例

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土地资源的有序流动,使农民获得土地收益权和财产权,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完善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是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成都市自2003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07年6月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实践方面先后创造了入股、置换、联建等模式,有效地保障了农户的合法权益和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了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但也面临着农村宅基地入市的法律困境、粮食生产安全困境、上楼农民生活质量保障困境.要突破这些困境必须在制度创新中尊重农民的首创、尊重农民的意愿,建立合理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     

文化创意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以安吉县创建"中国美丽乡村"为例

人类社会进入了创意经济时代.浙江安吉创建"中国美丽乡村"的实践表明,文化创意能实现地方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创新,推动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文化创意与新农村建设的结合,要发挥科技的作用,因地制宜、有自己的特色,要充分发挥农民和专业人才的作用,政府要加强指导.     

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布罗代尔钟罩与制度收益共享——一个分析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视角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复杂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中的农民没有能力从现有的制度框架中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收益.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资源配置、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品供给的非均衡性制度樊篱阻断了城乡统筹协同发展,这些制度樊篱就像布罗代尔"钟罩"一样横亘在城乡之间,阻碍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和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隔离城乡之间的"钟罩",实现制度收益共享,构建起城乡互动、良性循环、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