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     

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避孕模式变化分析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重大调整,其对生育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避孕是生育的中间变量,通过对避孕模式变化的深入探究可洞察人群生育取向的变化趋势。流动人口中育龄人口比重大,避孕方法使用率高,可能有较为明显的政策效果辨识度。文章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解决一般线性模型的共线性问题,探讨流动育龄妇女是否采用不可逆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并描述其动态变化。研究不仅探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区域(主要从政策角度)层面因素对流动妇女避孕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察了可能存在的时期与队列效应,即政策效应及作用人群。研究发现中国流动育龄妇女采取不可逆避孕比例随年龄下降而减少;不同出生队列避孕方法选择存在差异,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较大的1976-1984年的出生队列更倾向采用不可逆避孕措施,而年轻队列主要使用短效避孕方法;时期因素对流动人口避孕方法选择的效应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可逆避孕的使用率大大降低,对未生育的或已育一孩的流动妇女的避孕模式有显著影响,子女性别构成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性别偏好对避孕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避孕方式的改变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影响的结果,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其有深刻影响。     

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变化趋势——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二十年来我国老年人有配偶的比例明显提高,丧偶率下降,但丧偶老年人数量迅速增长,未婚和离婚的老年人比例都有所上升。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女性老年人有配偶的比例随年龄增长下降幅度更大。老年人婚姻状况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明显,农村男性老年人的未婚趋势和城市老年人的离婚趋势尤为突出。通过队列分析发现女性从60岁迈向70岁过程中面临的丧偶风险最大,男性65岁以上年龄组面临的丧偶风险最大。     

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原因的国际比较分析

进入本世纪 ,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同时 ,老年人口将呈现高龄化趋势。本文运用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对我国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及高龄老人规模变动趋势、成因及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国际比较 ,对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及高龄老年人口状况有一较客观的认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出生人口队列影响 ,同时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在逐渐增大。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将使孤寡老人及老年妇女问题尤为突出。     

中国老年人再婚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和看法,着重分析经济状况和代际关系对老年再婚态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整体上对老年再婚的态度较为消极,赞成者不足1/3且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低龄、非农户口、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再婚态度更积极。以房产数量和经济独立性两个指标测量老年人经济状况,通过描述分析和回归模型考察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经济状况越好则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越高;经济独立的老年人比经济不独立的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更积极;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老年人群中,经济资源匮乏的女性老人再婚意愿最低。代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分析得出没有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随着健在子女数的增加,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降低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拥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可能性显著下降,比没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减少32.5%;子女性别结构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只有儿子健在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只有女儿的老年人其次,儿女双全的老年人最低。此外,本文还发现积极的社会参与、使用智能手机、充分的养老规划和现代养老观念等都会对老年人再婚态度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

根据对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结果 ,分析目前我国大城市流动老年人口的特征和流动原因 ,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表明 ,中国老年人口流动主要以家庭团聚为目的 ,老年人口流动是基于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理性决定。决定老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是老年人口的自身因素、流入地子女的经济状况和与老年人的关系以及流入地的自然社会环境因素。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制定与下达年度人口出生控制指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口出生控制的时期规划和年度规划,从全国到多数地方,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最明显的进步是:一、制定时期人口出生控制规划,不局限于人口出生的内部因素,不是单纯地就人口论计划生育,而是把人口现状、增殖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统一起来;二、在制定时期人口出生控制指标时,注意基本生育政策的统一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政策的区别对待,并且使指标与政策相吻合;三、人口出生的预测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和疾病谱的转变,当前社会存在大量老年照料需求,尽管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短期内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养老模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与子女同住会对老年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对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是否匀质,通过滞后模型设计和倾向值匹配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居住模式与虚弱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居住模式会影响老年健康水平;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健康存在负面效应,而在父母附近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相较于与子女同住而言对老年人的健康更为有利;与子女同住对老年健康的这种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而言是非线性、非匀质的,大致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分布,表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需求是不同的,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城乡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间各有差异。这就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提供了一些警示,与子女同住不能改变老年健康衰减的趋势,应尽量减少或规避可能增加老年人晚年健康负担的风险性因素,让"家"真正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港湾。     

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皖两省调查的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老年人长期护理已经由过去家庭承担的事务演变成现在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安徽、江苏两省的调查,描述了老年人生活与健康状况以及长期护理需求的差异性,分析了老年长期护理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区、户口、教育程度、无子女、有退休金、洗澡有困难、半身不遂、女儿或女婿照料8个因素对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相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这些因素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影响度要小。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与完善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的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长春市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价

针对我国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具体情况,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吉林大学"我国老年人生活状况及养老公共服务需求研究"长春市部分的调研数据,采用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流行病学学组会议提出的分等加权综合评分法,对长春市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将老年人口划分成不同年龄组及不同性别组,分别从经济生活、医疗健康生活、家庭与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方面进行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研究结果显示,长春市老年人口整体生活质量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略低于男性老年人生活质量;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水平随年龄增大而降低。通过实证分析,综合把握长春市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现状,明确影响长春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发现阻碍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提高的不利因素,就改善长春市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出对策建议。     

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近年国内生育率研究中不断出现以人口调查中35～39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作为当前时期生育水平估计的做法.文章通过人口统计原理的讨论和实际统计结果证明,这种队列累计的平均子女数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队列多年积累的生育量,既不能反映当前真实的总和生育率,也不能进一步用来估计同一调查中的出生漏报程度.因此,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1982～2010年期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研究——基于出生人口队列的分析

数据一致性是反映人口普查数据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文章以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人口死亡因素,比较同一出生队列人口在不同普查年份的人口规模,以此对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进行检验。研究中主要有三点发现:一是分时期进行分析,在"三普"至"六普"的28年间,九成以上出生队列人口存活率大于1,发生正偏离现象;二是对四次人口普查中的相邻两次普查依次进行比较,普查时处于0～90岁的91个出生队列人口偏离量逐渐增大,偏离率渐次上升;三是分性别来看,1982～2000年出生队列人口偏离程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相当数量的出生队列人口出现系统性正偏离,表明在人口普查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漏报、人口重报或死亡漏报。     

对两次普查间中国老年人口更替的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的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列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更替情况     

积极生育政策对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影响的趋势分析

在性别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不断加剧。文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充分考虑积极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设置不同的方案预测2021-2100年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利用未婚男性过剩规模、潜在初婚比、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测度我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20-2100年婚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4 913万人。潜在初婚比将在2052年左右达到峰值183.9。第二,1970-2050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2020年左右出生队列达到峰值,“10后”男性将面临最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第三,积极生育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第四,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以往被高估。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采用逆存活法测算发现将近一半的“失踪”女性被找回。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城乡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现状及居住意愿。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老年空巢家庭数量不仅在城市大幅提高,农村的独居老人家庭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在老年人理想居住方式方面,能否自理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在生活可以自理时,老年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希望独居的比例较高;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城市老人希望到机构养老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提高。此外,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生活费来源等对养老的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