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公安机关侦查程序中的律师权利保障——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为背景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中辩护律师权利作了重大修改,赋予了辩护律师准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等一系列权利。与美英德法日等国家侦查阶段的律师权利相比,我国对辩护律师权利保护方面立法较晚并有所限制。为充分保障律师权利在实现人权保障、无罪推定以及公正执法等方面的价值,当前公安机关亟需转变讯问思维,强化证据意识,创新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保障机制。     

试论公安机关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护

知情权是世界各国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知情权表现为其有权了解侦查、起诉、审判机关是否立案、诉讼进程以及自身享有何种诉讼权利的权利。公安机关是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中首先接触的司法机关,它在保障被害人知情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切实维护立案侦查阶段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明确被害人知情权的范围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其权利的实现。     

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权保障已成为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而侦查程序在人权保障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侦查程序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目的实现程度。本文着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探讨,对现行侦查程序的不足作粗略分析,以及对其完善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新近发展及启示

诱惑侦查在实际运行中呈现欺骗性、主动性、诱导性三大特征,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诱惑侦查手段却蕴涵着风险性,运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二是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三是存在警察滥权的可能性。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发展,要求在采取诱惑侦查之前应具有合理嫌疑,对被告心理状态和政府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更加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圈套抗辩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由于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尚未明确规定,借鉴美国诱惑侦查法理,应坚持合理嫌疑原则、审查监督原则、适度诱导原则、综合审查原则。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侦查程序改革要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在提高惩罚犯罪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文关怀水平,但侦查程序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完善侦查程序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坚持人本主义和权利救济原则、遵循司法的规律和特征,合理控制侦查权,切实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护。     

关于逮捕条件与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但是由于逮捕涉及被逮捕人人身权利的暂时限制或剥夺,与人权保障工作密切相关,所以各国普遍对逮捕制度做了严格的规定①.但是我国立法中关于逮捕的规定十分简单,更加强调逮捕的犯罪控制功能,而对于逮捕的人权保障意义却鲜有体现.司法实践中,逮捕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的执法大检查中,首先就提出了超期羁押问题仍然比较突出②.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它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要加强立法改革,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并做好法律解释;建立侦查讯问程序,加大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力度;转变观念并强化侦查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意识.     

论紧急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

紧急侦查行为既是侦查必要性的需要也是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内容.因此法治国家均赋予了警察在紧急情形下无需令状直接实施强制侦查行为的权力.但是紧急侦查权缺乏令状的事先司法控制,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法治国家采取限定紧急侦查行为的范围、种类,提高紧急侦查行为的实体要件,加强事后司法审查以及推广电子令状等多种方式对紧急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控制.     

论轻罪案件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完善

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关乎法治与人权保障的科学合理程度,因而备受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关注.近年,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正式确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正确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司法解释、工作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和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引导作用,报捕和批捕案件质量得到逐步提高.     

试论我国侦查行为正当性的构建

侦查行为是国家侦查权力运行的具体表现,侦查权的运行在我国具有极强的行政性特征,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浓厚的强制性、行政性色彩,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强制性行政调查活动而非司法性行为。侦查行为的非正当实施,常常侵害到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所有等多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何更好地发挥侦查行为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实现侦查行为的正当性,充分发挥侦查行为的正向作用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

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人权保障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首先有赖于人权观念的变革,这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球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必然要求;刑事司法观念的革新是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的途径。中国刑法立法演进的过程中,在人权保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条款等方面,进一步贯彻了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     

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

本文试从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制约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主张尽快赋予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豁免权,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刑事辩护的真正价值,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权,实现国家的刑事司法公正。     

甲型流感防控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应对甲型流感疫情的过程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人的责任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安全维护与人权保护的争议,关于维护公共安全与发展国际经济的关系争议此起彼伏。从法律责任角度来看．对传播疾病的行为,不仅各国可以依据国内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国际社会应当将危害全人类的传播疾病的犯罪行为归为国际犯罪,由各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在人权问题上,分析了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指出国际人权法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也尊重各国为维护公共安全而采取必要的限制人权的措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义务的规定,驳斥了某些西方国家认为我国采取的防止流感病毒传播的措施违反国际条约的规定、阻碍经济发展的看法。     

我国刑事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实践

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这要求我国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使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人权保障内容能够充分、及时地得以实现,并以此为依凭,将刑事人权保障渗透到立法、执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养成和信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先导和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与完善,是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和前提;人权保障的司法实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途径和关键。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监督论

在我国,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活动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侦查行为很容易出现滥用的情况,因此,为了保护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侦查监督就成了侦查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我国检察院自侦程序却恰恰缺乏这种外部监督,这就使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挑战。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同时检察机关又肩负着侦查犯罪的职责,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侦案件的监督缺位。因此,对于自侦案件,必须借鉴国外的做法,从立法上进行约束,并且赋予人民法院、辩护律师相应的权力对之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