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探源

“女子无才便是德”探源刘晓丽“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在明代以后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曾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此之前，中国妇女所特有的淳朴、健康的天性还能有所发挥，然而在此之后妇女的身心则遭受到了变本加厉的压迫和禁锢。宋代以前，晋代妇女之风雅，唐代妇女之能...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 ,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 ,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

皮锡瑞曾极其简扼地把宋以前与宋以后的儒学概括为：“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５页）“多言礼”的,不只是所谓汉儒,而是包括从汉至唐的儒者;其所言宋儒,也不仅指两宋,而应读解为宋学。宋学渊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古”,作为其中坚的古文家大力提倡仁义,关系到宋代性理之说的产生,这些已属常识。但是中唐古文家为何大力提倡仁义,对此似乎没有给予充分的研究。本文试图探索一下从礼乐到仁义的转换及其背景。一、唐代礼学的变化众所周知,六朝人精通礼学,有不少大型著作,如刘宋何承天…     

浅论文学翻译中从“缺无”到“再创作”的过程

译者的翻译心理活动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简而言之,它可表述为这样两个方面,即先理解,后表达.文学翻译有着高度的再创作属性,由于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符号组合规则及文化涵义,所以语言间的差异和不对等是必然存在的.在一种语言文化中存在的事物,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可能会根本不存在,也就是所谓的语言和文化上的"缺无"(lack).本文认为:1)从微观主体的角度看,译者的"翻译欲"是建立在"渴望"弥补语言文化上的"缺无",而导致了"再创作".这种翻译再创作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译者的个人整体的知识结构和驾驭语言的能力.2)从宏观主体的角度看,译者的"翻译欲"是由外在的客观环境的不足和主观情感的双重因素造成的.     

日本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图谋

日本经济经过50年代的恢复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长，70年代的稳定发展，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夙愿。60年代末，就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西方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5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是美国的1／26。但到198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值中占10％，相当于亚、非两大洲其它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亦相当于美国和欧共体40％。3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了34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8．4％，比欧美快一倍左右。日本不仅在钢铁、汔车等主要行业中居世…     

从“总体”到“整体”——新中国7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围绕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历史使命,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单边吸纳、弹性依附、共建共享三大阶段,具体表现为从总体社会到整体性治理的演进路径。上述经验事实遵循了"时代背景—政策目标—权力结构"的独特逻辑。国家与社会并非此强彼弱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建构—解构—部分重构"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社会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时代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巧妙嵌入社会领域前提下的甄别性吸纳,其符合整体性治理特征,并有力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国家性的片面认识。     

从“问题”到“问题意识”：三十年文艺理论的变迁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一系列文艺理论争鸣是言之有物的,它是对社会问题与文艺创作的及时回应,在众说纷纭中,文艺理论的价值也就凸显了出来。一直扮演着导师身份的文艺理论也因为在理论维度上有所指而不至于凌空蹈虚,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思想启蒙与肃清旧思想的责任,因而在情感与理论维度上与人们有了内在的呼应,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文艺理论欣欣向荣的根基。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术规范的建立与强化,文艺理论的学院式表达造就了接受上的阻碍,文艺理论的身份也由一呼百应变得门庭冷落。20世纪90年代的文艺理论在注重门户的同时,也失去了关注社会问题的热度。从＂问题＂到＂问题意识＂的转变,既意味着学术的渐渐成熟,也意味着学术拘囿于自家园地,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实在关注。     

从“政治发展”到“民主化”——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区域研究

“民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分界点,可将研究历程分为“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两个阶段。在“政治发展”理论范式下,研究问题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研究者将政治行为体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得到一般性的研究命题,并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差异,但是民主化的区域性研究思路已经初步显现。在“民主化”理论范式下,研究问题为非民主政体国家如何进行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近年来,研究者们则在后发国家转型前政体的区域性差异,以及民主化的区域特征和地区性限制方面投入了更多关注。虽然两大理论范式都使用区域性研究方法,但是研究目标和侧重点方面的差异却导致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分割状态。为了确保学术发展的延续性,应考虑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应进一步注意的方向。     

“明明德”:老子从道性自然到德彰大同的生态旨趣

在超越纯粹自然和纯粹人文向度的意义上,老子的哲学思想显然就是一种具有完整的文化视界和完全的文化品格的文化理性启蒙.他试图劝导人们成为恪守中道“无为而无不为”的自觉主体,并由他所倡导的(文化)理性路径而走向悠然的自由.老子正是以内在的道性自然、心灵觉悟和外在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德行实践,彰显了谋求万物大同的空灵的德性志趣,同时也彰显了万物和谐共存、生生不息的生态旨趣.     

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到以德治校的思考

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需要德治和法治紧密结合，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 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加强以德治校和以德育人，将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的完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检验干部的德与才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在于部工作上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党的中心任务不同,德和才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历史条件下,德才兼备的内涵更加丰富。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把坚持“三个代表”作为检验干部德才的根本标准。     

从“良妻贤母”到“贤妻良母”——近代日中女子教育的初步比较

中国的“贤妻良母”在日本被称之为“良妻贤母”。中日两国同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不在少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但起源于日本,而且与日本的“良妻贤母”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有截然相反的命运和结局。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从“合纵连横”到“远交近攻”──评战国中期秦国的军事与外交

从“合纵连横”到“远交近攻”──评战国中期秦国的军事与外交刘根良战国中期，各国之间出现了猛烈的合纵连横战争，时间长达五、六十年之久。从史料记载看，关东六国较多的采用合纵战略，而秦国以连横为主，历来有一种看法，认为秦搞连横，后来打败了六国，连横术似乎比...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逻辑——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杰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特征、风险后果以及现代人等都独具见地。他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试图以"人类解放"为着眼点,探求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解放政治是面对他人和自然的奴役与束缚,诉诸"解放"的斗争思维。面对其困境和矛盾,吉登斯前瞻性地勾画出生活政治蓝图。作为现代性问题转向的政治范式,两者都不可避免具有乌托邦倾向,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使人们看到生活政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     

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

北洋时期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国家建设难孚众望,促动了民众对"革命"的心理期待。孙中山应社会之需,再树政治革命之风,以期改造社会,改善民生。针对北洋政治之病,国民党提倡直接民权,建构"训政"理论,将北洋时期的"党派治国"发展为"以党治国"。但相较于北洋,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而为后人留下较大的学理思考空间。     

“穿耳”的演变与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

在我国,“穿耳”从产生伊始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束,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人们对其的看法,抑或是在社会中盛行的程度,都经历过了数度演变。这些演变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尤其是礼教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