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关于"毛主义"的当代解读

在当代资本逻辑成为全球现代性扩张的强权逻辑背景下,美国学者詹明信站在晚期资本主义学术批判的立场上对“毛主义”进行了解释学意义上的评价,并探讨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建构的路径问题,肯定了“毛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意义。     

史华慈“毛主义”的“独创性”研究

史华慈在“毛主义”战略中,提出了“毛主义”具有“独创性”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展开了两次大论战。至于“毛主义”是否具有独创性,关键看依据什么样的判断标准。这就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向度分析“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三重开放性问题

毛泽东在现代性问题上的理论姿态可以概括为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即学习现代化与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的双重逻辑。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探索性实践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弱化，反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毛泽东现代性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三大开放性问题：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异域想象”维度所展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如何过渡到完成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对西方现代话语霸权的理论突围；二是后发民族国家在建构自身现代性方案的探索性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现代性的“共相”与“殊相”的张力关系；三是后革命时代氛围下，如何安置理想主义的激情问题。上述三重开放性问题以显性或隐性形式，不断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探索性建构。     

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其解放方案

资本逻辑及其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世界历史进程内蕴世界市场的生成，世界市场的发展构成世界历史演进的基础，两者内在的时空辩证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时空维度中的总体存在状态，本质上指向资本逻辑的时空双重维度。资本通过世界市场使得其抽象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在凸显资本主体性的同时消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己性力量的生成。西方学者对资本逻辑的诊断呈现为回到“前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以及自反“现代性”等多样化的“现代性批判”思潮，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危机。马克思在“解蔽”和“澄明”的双重进路中利用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提出了辩证扬弃资本逻辑的科学解放方案。     

“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史华慈是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是其博士论文并是其成名作。该书中，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的学术范式，对其形成、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最早的论证。他强调：“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毛主义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史华慈的这些论点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极大。并引起了广泛争论。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再反思

中国之有新闻业以及新闻史离不开所谓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亦即“古今中西”问题.围绕现代性及其话语迄今形成两种思路,一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论思路,包括“走向世界”“国际接轨”“全盘西化”的自由化路径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化路径;一为从文明体系到现代体系的文化主义思路.与之相应,似可分出不同类型的新闻史研究.文章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藉以在广阔的文明背景下追寻中国新闻业的内在逻辑.     

主体性的当代困境与人民主体论的重建逻辑

对现代性的批判无不伴随着“消解主体性”“超越主体性”“主体性的黄昏”等声音，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在当代进入了困境。究其原因，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的理论偏谬在于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历史观上的主观主义。由马克思发端并深植于当代中国的人民主体论为突破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局限并重建当代人的主体性提供了可能路径。人民主体的客观性、人民主体的能动性、人民主体的社会性构成了其中的理论逻辑；主体个性的社会差异、主体自由的内在需求、主体能力的全面发展构成了其中的价值逻辑；以主体的生命活动为基础的个人史，以主体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世界史、以主体的创造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史构成了其中的历史逻辑。     

阿伦特与现代性批判

关于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西方学术界为人们勾画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不同的阿伦特肖像。基于阿伦特基本著作的文本考察表明：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同时包含了两面：一方面,她肯定了现代性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宪政主义等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了现时代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和人的危机。     

从“公民权”与“市民权”的分裂看人的异化——卢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契合点

近代以来，“公民”和“市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始终成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突出显现，卢梭第一个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围绕人的“公民性”与“市民性”即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卢梭认为，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关德世界的对立使得现代性与道德之间出现一种排斥，近代以来公民已经消失，人处于异化状态。只有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卢梭的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的公民理论具有契合点，都从公民观视角对人的异化进行追根溯源，并且认为，公民权消失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社会转型中的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现代性之隐忧及其谋划：来自一个共同体主义者的观点——论C·泰勒对现时代的诊断

现代性问题是我们时代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查尔斯·泰勒通过其对思想史的深刻剖析，提出了现代性理解上的分殊，即：“文化的”与“非文化”的现代性，并指出了“非文化”的现代性观点在西方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现代性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了诸多的隐忧。克服这些隐忧，为现代性寻找出路的关键就在于恢复对现代性的文化理解，为原子化的自我及其自由找到处境。     

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遗产：辩证法的问题式另类现代性以及文化革命

除了众所周知的阿尔都塞对“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以及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同情支持和密切关系之外,意味深长的是他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时,将毛泽东哲学作为一个起点.斯大林构建另类现代性模式的失败,使得阿尔都塞更加相信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阿尔都塞提出通过“症候阅读”方式来解读毛泽东问题式,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问题式组成了文化革命和另类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连接点.毛泽东的观点为阿尔都塞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式,即对于另类现代性的寻求.     

现代性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问题涉及到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启蒙观念的普世性等现代性问题的审视与批判.在深层次上厘清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表现形式和运作逻辑,可有效辨析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媒介文化、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以及现代性普遍主义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冲击下的民族国家内部文化民族主义的矛盾性和困境.     

政治多元主义：竞争民主的类型学

多元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路径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理论家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理论阐述。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的多元主义,“异质”的多元意味着“碎片化”、“不可化约”,而现代性视域下的理论家更多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与整合问题。竞争民主正是政治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康诺利、杜利和墨菲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形式进行了反思和质询,“为自我型构”、“为文化承认”、“准共和主义”是他们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路径,就其本质来说,三种政治多元主义的选择方案本身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为多元化时代如何整合政治纷争、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中的证实倾向

波普尔在其证伪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一再强调“证伪”,反对“证实”,倡导与逻辑实证主义迥然不同的理论主张。波普尔反对“证实”思想的实质是他要坚决反对归纳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波普尔所反对的主要是早期归纳主义的不完全归纳方法,他提出的“逼真性”概念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确证性概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使其证伪主义的理论基础增添了“证实”色彩。他提出的另一概念“可否证度”同样也揭示了证伪主义对于“趋近于真理”的追求,这些关键性概念的内涵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契合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中包含着一定的证实倾向。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可是这种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性”为要彻底实现自身而进行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内。“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主体性”概念、理性至上主义、旧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生活——审美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美学问题和文艺评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话题。文章专门以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例，具体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和自由创造精神。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尽管有些过激之谈和片面性，但其彻底批判和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却是值得赞赏和吸取的。     

“整体现代性”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逻辑

人类现代性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因此,需要树立“整体现代性”理念,为人类现代性提供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从“整体现代性”看,中国现代性是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张力系统中成长的,由此导致中国现代性具有独特的民族根基、科学的理论根据和务实的发展诉求。基于“整体现代性”深刻把握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世纪末到2O世纪初：德国文学思想走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

在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性主要显现为几个主要文学流派：哲学上的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文学上的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上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分别对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它们共同揭开了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序幕，鲜明地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民族特色。     

证伪主义的作用及其命运

本文由证伪主义的研究展开,讨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特点和问题,论述了证伪主义对它的扬弃,从而展现了自身以“证伪”为核心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的“四段式”动态过程,因而在科学哲学发展史成为重要流派,然而由于其理论固有的逻辑矛盾（约定主义）,证伪主义自60－70年代后被历史主义所取代,正是在这种扬弃和取代过程中,证伪主义本身“科学”的命运凸现出来。但是,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在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史中占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它是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过渡的重要环节。因此探讨证伪主义的一些思想与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史都有现实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