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

在我国逻辑学界,多数同志把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称为“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其中有不少同志把充足理由律也包括在内,但因意见分歧,这里不去涉及)。另外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称呼。如“普通逻辑基本规律”,只是把“形式逻辑”改称为“普通逻辑”,并无其他区别;再如“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思维形式基本规律”,越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失之过宽;又如“逻辑规律”、“逻辑思维规律”,不仅越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而且失掉了“基本”的限制,更加失之过宽。所有这些称呼,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都把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称为规律。我自己过去也是这么说的,现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谨将浅见申述如下。     

“哲学基本问题”的三重逻辑内涵

“哲学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该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绕不开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诸多争论和观点。但就西方哲学史的发展逻辑来看,哲学基本问题主要包含三重逻辑内涵：一是反思的思维方式何以可能;二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三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何以可能。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哲学基本问题的要义。     

“形式逻辑中必须有充足理由律”的论据充足吗?

在形式逻辑中究竟需不需要有一条“充足理由律”作为基本规律之一,这个问题自莱布尼兹提出“充足理由原则”以来在国外逻辑界曾引起过长期的争论。然而在国内,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充足理由律”一直都是被当作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写入各种逻辑著作或内部教科书中。本文试图针对有关的四种主要解释和论点谈些不同的看法。为了使讨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出发点,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形式逻辑作为一门专门科学的对象和范围。目前绝大多数逻辑工作者都承认:形式逻辑(普通逻辑)是以思维的形式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或者还可以包括一些逻辑方法)。这就是说,形式逻辑只研究概念、判     

“庄子责难”刍议

“庄子责难”刍议赵延新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以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对逻辑恁维提出了种种责难。尽管庄子哲学并未达到辩证思维的高度，但是，它丸逻辑思维的责难，却有助于破除形而上学的束缚，唤醒”独断的迷梦”，启发人们去思考、探索，另辟认识...     

略谈“反逻辑方法”

人们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有时运用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演绎与归纳等逻辑方法,未能达到目的,靠灵感、机遇、直觉、移植等方法反而突然获得了预期结果。有些同志把后一种方法称之为“创造性思维方法”或“非逻辑方法”,我认为这是欠妥的。因为高度逻辑化的数学方法也可以说是“创造性思维方法”;运用灵感、机遇等方法寻求真理并不是对逻辑方法的否定,因此不能称之为“非逻辑方法”,只能说是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方法。我认为可以称这种方法为“反逻辑方法”。所谓“反逻辑方法”,就是同逻辑方法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获得新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具有模糊性、偶然性、瞬时性和创新性。所谓模糊性,就是说它不象逻辑方     

评马特的《矛盾律》──“不能同真”与“敌视斗争”

“形式”、““辩证”两种逻辑最突出、最根本的就是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问题。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1年第6期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根据马列经典和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给这个在马列经典中被认为早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却被一些哲学、逻辑学家长期地模糊了的问题，作了一些被认为正确的解决的引线。亚历山大罗夫在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绝不能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看作互相排斥、互相敌视的对立物。”①马特在他的《论逻辑规律》一书中说：现在，我们试图遵循、参考上…     

《易经》的辩证“多值逻辑”

“多值逻辑”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逻辑学新分支,它主要是论证一个命题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值。这种逻辑思想,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及斯多葛派逻辑学中已经有了,但并未定名。那时已经承认一个命题可以有真、假与或然(不定)三个值。到了本世纪初,有麦柯尔,皮尔士,维萨里耶夫以及卢卡西维茨,则认为一个逻辑命题还可以有二个以上的乃至无限个值,于是便产生“多值逻辑学”。量子逻辑学也被称为多值逻辑,它否定排中律在微粒子运动中的有效性,但承认遵循排中律的三值逻辑是它的特殊情况。实际上,量子逻辑学是人类“对立思维”逻辑的反映,是从抽象同一思维逻辑(形式逻辑)向具体同一思维逻辑(辩证逻辑)的过渡环节和形式。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     

毛泽东“矛盾逻辑”思想的新理解——从非经典逻辑观点看

毛泽东“矛盾逻辑”思想的新理解———从非经典逻辑观点看桂起权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矛盾论》成书于１９３７年８月，而在解放初正式发表时作了较多的修改，特别是删去了第二节“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原因是：该节内容由于受苏俄３０年代哲学的影响而把...     

唐律“不应得为”罪新探

“不应得为”罪历来颇受唐律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唐代的法律文本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该罪进行综合考察，并对目前学界的两个基本观点：1．“不应得为”罪主要是用来惩治违反封建价值观念的行为；2．“不应得为”罪打开擅断滥刑的闸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律文的不足，使得唐律的逻辑体系更加完备，其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导致法官擅断局面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中对该罪名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论现代西方哲学的“返老还童”——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发展趋势研究

本文旨在从长时段历史理论出发,从人类“前逻辑 思维”与“逻辑思维”互存互补互动的张力结构出发,对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发展趋势作出 宏观的“考古学”或人类学的考察,阐明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从“逻辑主义”或“先验主义 ”向“对话主义”或“历史主义”演进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对以“实践 活动”、“活动意识”与“社会意识”为核心范畴的“前逻辑思维”的这一“再肯认”表明 现代人类精神具有明确的“归根”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迷途知返或正本清源。文章指出马 克思 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萨特所说“乃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正在于 它在重新肯认“前逻辑思维”方面开了我们时代的先河。     

关于辩证思维规律的表述问题

随着辩证逻辑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以及如何表述它的问题提出来了。有种意见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立统一律就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按照这种意见,研究唯物辩证法规律在思维领域中的特殊表现的任务就被取消了。因而,这不是一种积极的意见。目前国内逻辑工作者对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有种种不同的表述:如“两点论”、“对立同一律”、“具体同一律”等等;在国外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如     

浅议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三者的辩证关系

<正> 把思维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观)思维、灵感(顿悟)思维三种,分别进行考察和研究,去探索各自的不同规律,已经成为思维科学界所能接受的研究途经。但是,对思维进行这种划分的客观性以及对三种思维方式的相互联系和区别的认识,分岐还是比较大的。概括起来,不外乎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思维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实践证明,这三种思维形式是客观的存在.……在理论研究中,可以而且应当设想纯粹形态的逻辑思维、纯粹形态的形象思维、纯粹形态的灵感思维。”另一种意见认为:“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灵感思维都是人为的抽象概念,之所以这么称呼它,区别它,只是为了我们的方便。真的有纯而义纯的形象思维吗?真的有纯而又纯的逻辑思维吗?看来未必。”还有一种意见,只承     

“五四”少了“逻先生”?

在纪念“五四”85周年之际,本刊约请张建军、张斌峰两位教授就我国逻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笔谈。著名的逻辑学专家张建军教授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五四”时期我们虽然引进了“德先生”与“塞先生”,但忽视了“逻先生”,以致影响了科学、民主在本土的生长、发育。他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逻辑的…     

能这样证明“或然律”吗？──与萧哲同志商榷

能这样证明“或然律”吗？──与萧哲同志商榷武宏志萧哲同志的《“或然律”─—科学思维必不可少的一条重要逻辑规律》（以下简称《或》文，载《宁夏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一文主张确立一条“或然律”作为对排中律的补充。但是，其论证却是建立在概念含混、误解排...     

试论“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区别

“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观点在提出背景,含义,实质,逻辑前提,思维方式以及出发点和归宿上都存在着差异,不能把“天人合一”思想看作是“生态和谐”理论的哲学基础,更不能把二者相等同。     

论“逻辑”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逻辑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何种地位,与法律体系的特征有重大关系。法学中的确存在"三段论逻辑"这样的逻辑形式,但"三段论逻辑"仅仅是对于法律思维的一种哲学概括,它与现代逻辑学中所谓的"逻辑推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逻辑思维"也不能用于指导法律思维,因为法学中诸如"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不是通过逻辑关系而定义的公理,而是根植于人心的价值理念,因此法学体系归根结底是价值体系而非逻辑体系。     

论直觉

<正> 直觉是一个古老的科学概念,也是现代思维科学中引人注目的新课题。目前,学术界虽然对它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是,直觉是逻辑的、还是非逻辑的?是否等于灵感?见仁见智,各抒己见。这说明了,直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仍然是团迷雾。一、直觉与逻辑思维人的思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包含许多形式与方法,但就其是否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思维作为划类标准,可分为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两个基本类型。逻辑思维通常可以被理解为按照一定的思维规则进行思维的方式,它包括形式逻辑、科学逻辑、辩证逻辑。与非逻辑思维比较,逻辑思维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

对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误读，一定程度遮蔽了五四学者对文化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史。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出发，反思了全体主义思维、单一的现代性、理论的时差等观点，指出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从自信、世界、问题三种主体意识出发，指出五四学者在多元的世界文明观中，以现代化为本，以中或西为用，在实质上超越了“体用之争”；作为探索结果，“选择性的现代化”是基本立场，“双重创造说”是方法论，“第三样文明”是建设目标。可将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特质申发为四方面：反思性而非盲目性、内敛性而非扩张性、对话性而非对抗性、人的而非物的，返回“文化”本身再解读以获得历史镜鉴。     

关于“蕴涵怪论”及其反例

所谓“蕴涵怪论”本是永真式即逻辑真理,何以近百年来被不少人当作“怪论”？人们举出的“蕴涵怪论”的反例是否成立？这是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的回答是:第一,逻辑真理之所以被当作“怪论”,原因在于误读,对逻辑公式的意义不是按照逻辑语义学的观点解读,而是按照语言语义学或逻辑语形学的观点解读;按照逻辑语义学的观点解读,任何“蕴涵怪论”都不足为怪;第二,“蕴涵怪论”的反例不能成立,凡是“蕴涵怪论”的反例都蕴涵逻辑矛盾,凡是试图“举出反例”以证伪“蕴涵怪论”者都注定陷于逻辑矛盾.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崔清田荀况是重视“辩”的思想家。他甚至认为“辩”是做君子与诚士的一个基本条件，因而响亮地提出了“君子必辩”，同时也研究了“辩”的种种问题。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荀况论“辩”的思想一直被视为挖掘与整理逻辑（传统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