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从冷战结束之初同时弱化,发展为世纪之交"一强一弱"(美日同盟强、美韩同盟弱),而经过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鸠山内阁时期强弱态势的短暂逆转,自2010年中开始,两同盟出现冷战后的首次同步强化态势。地区冲突爆发是两同盟同步强化的直接诱因,美日韩三国安全政策趋向统一是决定性动力,日韩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两同盟同步强化,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和军备竞赛危险。     

经济因素对第一次英日同盟的影响

20世纪初的英日同盟是西方大国与东方小国缔结的第一次同盟协定,其深刻地影响了远东国际关系,也影响了世界国际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英日同盟的缔结对两国来说,经济和商业是第二重要的考虑因素,经济因素作为强有力的力量促使两国相互接近。英国势力的下降要求减少预算开支,减少帝国防卫的代价;日本则希望日英同盟带来工商业利益,获得财政支持与通商利益。因此,经济因素在同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谈日本政府日俄战后调整对俄外交政策的原因

二十世纪初,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朝鲜,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殖民战争。日本经过长期的扩军准备,并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战胜了沙皇俄国,成为“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停战条约规定,中国东北由战前的俄国独占,变为俄据其北、日霸其南的瓜分状态。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回了在十年前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失去的“战果”。战后初期,日本外交战略的既定方针是继续保持同英国的同盟关系和日美间的联合,以防止俄国“复仇”,     

1937-1941年英国对日绥靖政策研究

从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日本政策的主基调是绥靖,其根本目的是试图以牺牲中国等远东国家的利益来避免英日武装冲突。这一政策是英国长期与日本在远东相互勾结的延续,也受到美国对日本妥协政策的影响。它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也使英国自食苦果。但它并未导致第二个“慕尼黑阴谋”,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北伐初期英日在华关系（1926.12～1927.5）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吹响了北伐的号角,掀起统一中国的高潮,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向一个新阶段。英国、日本等列强的在华殖民利益同时受到猛烈冲击。面对此种形势,英国和日本不得不各自采取措施保护殖民权益,英国出台＂圣诞节备忘录＂,做出向中国＂妥协＂的姿态,日本也发表对华＂新政策＂,以示＂友好＂。同时,英国也在不同场合向日本发出求助信号,日本的反应则是：积极磋商、含糊应付,是典型的外热内冷型。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两国冲击力度不同,其次则是两国基本利益发生矛盾无法协调。     

1933—1937年英国的远东政策

1933至1937年,英国在远东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希望缓和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日矛盾和英日矛盾,维持英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均势,维护“9.18”事变后的远东现状。英国一方面企图迫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发展英日在华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与日本妥协,使日本同意延长将于1936年满期的海军军备条约。日本宣布废约后,英国又谋求与日本达成新的海军协定,未成功。1937年夏,英国希望签订一个太子洋条约维护其远东利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英国远东政策以失败告终。     

1933—1937年英国的远东政策

1933至1937年,英国在远东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希望缓和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日矛盾和英日矛盾,维持英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均势,维护“9.18”事变后的远东现状。英国一方面企图迫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发展英日在华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与日本妥协,使日本同意延长将于1936年满期的海军军备条约。日本宣布废约后,英国又谋求与日本达成新的海军协定,未成功。1937年夏,英国希望签订一个太平洋条约维护其远东利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英国远东政策以失败告终。     

论1937至1939年英国的远东政策

亚洲太平洋地区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家角遂的重要场所。本世纪30年代末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英日之间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斗争,纵横捭阖,云谲波诡,十分激烈。科学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远东政策,对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关系背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1937至1939年英国的远东政策作一点粗浅的探索。1937年7月,日本彻底撕毁九国公约,对华发动了全面战争。日本的侵略行动,打破了在华盛顿体系下远东地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急剧地改变了远东的国际局势,揭开了法西斯国家重新瓜分世界,     

英日谚语中隐含的深层文化比较

谚语忠实地反映过去的人们如何思考、如何生活,是文化和思想的活化石。通过谚语能够了解一国的文化和国民性质及其发展历史。从英日谚语入手,探讨其隐含的深层文化特征,并从行为模式、国民性质两个方面比较英日谚语反映出的英美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差异。通过对谚语的分析来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不仅有助于了解谚语的文化背景,而且有助于深入把握其文化特征,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冷战时期日韩安保合作历程述考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驻军与防卫协定为日、韩两国提供安全保障,试图在东亚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干涉地区事务。但日、韩两国因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双边关系改善举步维艰,导致美日韩仅形成以“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为长边、以日韩“准同盟”关系为短边的三边合作体制。准同盟视角下的日韩安保合作是在共同外部威胁与美国的强力弥合下促成的战术性合作,缺乏制度保障,无法实现战略性合作。两国在冷战时期的不同阶段根据各自利益不断调整双边安保合作的尺度。冷战后,两国利益呈现多元化,对于东亚地区安全威胁的不同认知深刻影响着美日韩三边安保合作体制。     

遗产的“文化公权”与“发展私权”之争论——对遗产运动中几组行动主体的权力话语分析

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将遗产运动放置于一个横向的全球化权力场域中审视,对遗产的创造者、保护者、投资者与传承者几组行动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解读,并且通过对几组行动主体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存在着文化公权僭越私权的问题。如何在多元价值之间建立对话沟通机制,协调各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将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     

试论经世之学向考据学演变的内在原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清初经世之学向考据学的演变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外部压力所致，本文作者则认为，经世之学所以衰亡，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内在的逻辑矛盾给外部侵袭留出了空隙。作者在考察了这一内在逻辑矛盾后认为，经世之学在本质上仍是为君权政治服务的儒家学术思想，这种思想在清政权尚未取得文化统治权力时还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而在清政权掌握了文化统治权力后，除了归附清政权或消亡外别无他途，因而经世之学的消亡是必然的。     

论护国战争中的反袁大联合--三论反袁大联合

护国战争中,实现反袁大联合,是好事,决不是坏事;反袁大联合的历史结论,既是历史事实,也是主要当事人所认可的.云南各族人民在反袁斗争中有着巨大的贡献,但与反袁大联合是不可分割的,这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否定大联合,以突出唐继尧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

《春秋穀梁传》所记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可信的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孟子》所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在《春秋穀梁传》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添枝加叶的发挥。孟子在穀梁子之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      

美洲自由贸易区与美拉关系

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美拉之间的又一次历史性合作。美国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图和标准掌握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导权在拉美国家引起了不同反应。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共同体主张南美国家以一个整体有条件加入美洲自由贸易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组成的反美三国同盟坚决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并提出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乃大势所趋,但它的建立将会充满曲折和斗争,合作与冲突并存仍是贯穿未来美拉关系的一条主线。     

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

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则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哲学,他们之间具有一种内在关联,从而使弗洛伊德的思想汇入西方哲学源流之中。从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看,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论都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即无法在理论上逻辑地说明与生存意志及权力意志相反的现象,因为二者都共同缺失一个与生存意志或权力意志相对等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死亡原则。     

国家税权与纳税人权利的冲突和协调

对国家而言,职能行使的基础是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家税收;对纳税人而言,合法的物质财富是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国家征税,公民纳税,这是一对永远都消除不了的社会矛盾。随着法制的发展和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纳税人对自身权利愈益珍视,税权和纳税人权利的冲突也愈益加剧,这必然影响到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必然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如何协调好税权与纳税人权利的关系,是决策者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否定“八大”主要矛盾论的前因后果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是陈伯达提出的,是胡乔木在毛泽东已“定稿”的“决议”上添写进去的,是经毛泽东琢磨同意后付印的.大会一致举手通过决议,毛泽东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八大”结束后,毛泽东对“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提出批评意见,在反右派运动中进而根本否定“八大”主要矛盾的论断,明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主要矛盾.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向党内外公布: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根本否定“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形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出发点.     

三次大变局与人类命运——从知识生产到生活形态的巨变

基于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命题,可以建立理解人类文明的理论坐标,并借之描述文明史的基本变迁。人类已经历两次大变局,第一次是轴心时代,第二次是现代转型,而第三次尚处于早期。在第三次人类大变局中,在知识生产层面,机器可以进行间接知识生产;在劳动形态层面,重复劳动被大量替代;在经济形态层面,商品经济很可能被打破;在政治形态层面,技术权力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在生活形态层面,个体可能成为技术奴隶。第三次大变局正在改变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使之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演变为人与技术的矛盾,即人性很可能无法驾驭飞速发展的技术并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困局。第三次大变局是人类史上的最大变局,存在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现代文明并未作好应对准备。     

论工会权力与会员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工会权力①作为一项隐蔽的社会公权力,其权力行为如对劳动者组织工会享有批准权、将工会会员资格与分享公共福利挂钩、调配处置下级工会财产等,已与会员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财产权等发生冲突。而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囿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之有限性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之藩篱,二者冲突的诉讼协调途径遭遇梗阻。"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规制"之基本宪政原理,要求宪法必须发挥其"公民权利保障书"和"权力规制最高法"的效力,有效规制工会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构建宪法诉愿诉讼制度,能够弥补诉讼协调机制之缺漏,进而有效化解工会权力与会员权利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