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描写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人物语言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塑造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历来的优秀作家都十分重视写好人物语言,都是使用语言的能手。古人说:“言为心声”,语言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工具,是展示人物性格的镜子,是袒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户。 1.刻画人物性格。古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只有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上的特点,才能让人物说出切合情境的话来。如《红楼梦》中尤三姐怒斥贾珍、贾琏的调情:“你不用和我花马掉嘴     

把握规律,写好人物语言

语言描写的基本原则□付道白令“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因此,写好人物的语言,对刻画好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描写人物的语言,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一、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环境、思潮等,因此,人物的语言自然也有所不同。“贵姓?”“敝姓钱。”“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草字阔亭。”(《论讽刺》)这段人物对话,生动地表现出了旧社会里应酬场合中掉文的“朽翁”形象。如果将这些对话用于当代人身上,就不伦不类了。二、因场合不同而不同在不同的场合,人物的语言要受到不同…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论中外戏剧中的“停顿”

“停顿”是一个重要的戏剧术语 ,系指人物没有台词、没有明显的形体动作。众所周知 ,戏剧是动作艺术 ,动作乃戏剧之最基本要素 ,而“停顿”无疑是整个戏剧动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戏剧内在情节发展环节的视角而论 ,“停顿”堪称剧作家使戏剧富有“节奏化”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段 ;而若就刻画人物的视角推敲 ,“停顿”则不失为剧作家揭示人物复杂诡秘之内心世界的特殊而独到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之一     

艺术语言的意象思维

艺术语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语言在语言编码中所采用的语法手段一旦不能尽其意,便借助于意象思维这一特殊的艺术思维方式,冲破语言符号在表情上的局限性,达到“立象以尽意”,使普通的语言符号上升为艺术语言符号。“立象以尽意”中的“象”是艺术语言的符号媒介,是主体情意的寄托载体,是沟通物象世界与内心世界的桥梁。     

低幼儿童故事的讲述方法初探

低幼儿童的天性爱听儿童故事。教师、家长能否绘声绘色讲故事,不仅决定着孩子们“听赏”兴趣和效果,也影响其语感和表达能力的发展。儿童故事语言分为“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要求其讲述表现方法为：人物语言“个性化”,叙述语言“角色化”。人物语言“个性化”方法：1．不同人物,以不同音色声音造型;2．不同性格,以适当语调生动表现;3．不同情境,以相应变化立体活现。叙述语言“角色化”方法：1．设想叙述人可能角;2．选定讲述人具体角色;3．找准讲述人各种关系。     

侧重两种文学观的比较研究

“人的文学”与“生活的心”是相隔近百年的两种文学观,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存在诸多联系,无论是在观念发生的背景、文学观念的内涵意义,还是语义生成的哲学基础上都有惊人的相似处.从发生背景而言,这两种文学观念都遵循一种“走出……”模式,其对生活和文学主体的阐释也高度一致;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生活的心”,都强调用“心”去观照生活,旨在“为生活立心”而又在生活中“立美”.通过这两种文学观念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文脉的延续.     

古典小说描写中“笑”的妙用

笑是人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情感表现。由于笑是人的心理情感表达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因此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表现笑往往是作家写人传情的重要方法。“笑”成了刻画人物形象、传递主体情感的一种媒介。古典小说家自觉运用艺术辩证法,通过对人物不同的“笑”态的描写,把读者带进变化多端、五光十色的人物内心世界,向我们展示不同人物不同的情感世界,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复杂的人自剖复杂意识——《多余的话》研究之一

人是复杂的,伟人尤其复杂,瞿秋白则是伟人中更为复杂者。他在《多余的话》里用“二元人物”这个说法对自己的意识、情感、气质、人格的复杂性作概括。有人据他的“二元人物”论说他“连一点无产阶级的影子都没有”,有人说“二元人物”论是“自首的思想根源”,有人则给予完全的肯定和赞扬。这些人政治立场不同,对瞿秋白的爱憎不同,但有共同处,就是把瞿秋白的复杂意识、言论、情感都简单化了。为正确认识瞿     

读藏杂识

佛典论“心”与刘勰论“心”刘勰在论及创作过程时,对于“心”的作用的认识颇有一些新内容。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受到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原道》篇“心生则言立,言立而文明”这个论断上。所谓“心生”云云,不是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观念,而是从佛教义学来的。这是对“心”的性质与功能的一种新认识。刘勰在讲到“心生而言立”之前,还谈到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还是儒家的语言。《易》“复”卦《彖》辞讲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把这个“心”解释为     

从人物思维方式看阿Q形象的塑造

思维,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类的共性。但世界上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迥异,他们的思维方式当然也不尽相同。文学家在塑造人物时,如果能深入到内心世界挖掘人物独特的思维方式,用来表现丰富复杂的“这一个”的性格,一定能使形象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使作品反映出更深刻的主题思想。阿Q就是一个有独特思维方式和特点的典型形象。鲁迅先生匠心独运地给阿Q的抽象思维造成一系列混乱和错误,塑造出一个“农民式的质扑、愚钝、但也很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形象,以揭露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迫害,批判精神胜利法,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人物独白法

人是万物之灵长,具有细腻的情感、丰富的思想。通过人物独白,让人物说出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或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想法,可以对人物进行细腻的心理刻画,让人物直抒胸臆,坦陈心迹,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更真实更直接地了解人物性格,往往能取得真切感人甚至震撼人心的表达效果。独白方式产生较早,柏拉图所倡导的“心灵的自我谈话”实际上就是独白。独白在戏剧文学中运用较多,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王子复仇前用许多内心独白来揭示他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独白在小说中的运用也是常见的。高尔基《母亲》中,尼洛夫娜在被敌人发…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潘岳与"文人无行"

“文人无行”说由来已久,其前提为儒家品文模式“文如其人”。潘岳成为“文人无行”代表人物纯属偶然。“文人无行”现象揭示了封建社会文人人格被肆意扭曲和无情蹂躏的悲剧,文与人的矛盾普遍存在。而透视潘岳人格系统自身的矛盾,则发现文与人又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肯定“无行”文人情辞俱佳的成功之作,既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向善之心的褒扬。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学语文教师讲课表情类型

对人的表情研究,是“身动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所谓“身动学”则是现代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人们如何运用身体姿态、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无声语言”进行信息传递及情感表现。这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与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文艺学、教育学以及行为科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身动学把主要通过视觉来进行交际的“无声语言”称为“体态语”或“伴随语言”。近年来,身动学的研究已引起了人们广泛注意。在文艺界,不少文艺工作者开始深入探讨体态语对表现、刻划人物性格特征及内心世界的作用,总结其规律。在修辞学界,一些修辞学家也提出了体态修辞的     

鲁迅小说的人物语言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而人物的语言又是小说的“第一要素”里的第一要素。所以,写好人物的语言,对于写好小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物的语言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之一。而这种艺术手段的高低,其重要标志,就是看它所达到的性格化程度如何。鲁迅小说的人物语言,达到了高度的性格化。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鲁迅小说人物语言性格化的写作手法.其手法有四:一是抓口吻,二是写情态,三是借话说,四是代陈述。前两点是人物的直接语言;后两点是人物的间接语言.     

浅谈《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出场式

《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出场方式,大致可分为“自出”和“引出”两种。自出式是让人物直接出场、通常不依赖于外部场景的描绘,不依赖气氛的烘托,不借助于其他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而是让人物以自己独特的外形、语言、情绪和动作“自我表演”,因而它又可分为“形出”、“声出”、“声出形出结合”等几种。《三国演义》中,吕布、赵云、周瑜等人都采用了“形出”的出场方式:张飞、杨修 姜维、徐庶等人采用了“声出”的出场方式;关羽、魏延、孟获等人则采用了“声出形出结合”的出场方式。“引出”式往往要借助于某些“间接手段”,在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让人物“应境而出”或“应运而出”。《三国演义》中,鲁肃、陆逊、马谡、诸葛亮等人的出场,都采用了“引出”式。人物的出场式受作品结构的制约、不同结构的文学作品,人物的出场方式不同。话本、戏曲和小说,在人物的出场方式上有着渊源关系。     

晚生代:二十世纪最末与 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一代

“五四代”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知青代”则浓缩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历史，“晚生代”的异军突起，正是中国新的一代诞生的文学上的标志，其灵魂也确实深深地打上了异质社会的烙印。学术界有勇气正视他们是“五四代”、“知青代”之后的又一“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