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

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高丽忠宣王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并遭遇了政治命运上的大起大落,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元代的征东行省

征东行省是元朝设在高丽王国的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征东行省曾多次置废，每一次兴废沿革都与元丽关系的好坏密切相关，是其具体和直观的反映。同时，征东行省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为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由李齐贤《奉使录》中的诗作看其元代中国观

13世纪后半叶元朝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高丽文臣李齐贤曾经出使中国,从《奉使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李齐贤对元代中国的印象。其中既有对蒙元入主中原的负面情绪,又有对中国风物景色与博大精深文化的赞赏与认同。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高丽贡女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在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文化价值观,既是蒙古贵族采用贡女制度来体现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控制的重要原因,又是该制度在元代得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蒙古族的女性观念为大量纳娶、使用高丽女性提供了心理基础;高丽贡女制度的存续,既是蒙元政治、军事强权的产物,也体现出蒙古贵族对高丽民族文化的认同。高丽文化观念中的"事大"思想,是高丽贡女制度得以推行并发展的内部条件;高丽女性的文化与人格魅力,是高丽女风行于元朝的必要条件。     

元代征东行省新论

元代征东行省大致可分为征伐型征东行省、常设型征东行省、增置型征东行省三种不同形态.为征伐日本,元廷先后设立了三次征伐型征东行省.之后,由高丽王单独治理的常设型征东行省是征东行省的主要形态,通过增置征东行省来控制高丽政局并不是元廷主要采取的对高丽政策.     

试论西夏藏传佛教对元代藏传佛教之影响

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的盛行,为元代藏传佛教的东传和流行起到了桥梁和基地的作用。元朝政府有意识地吸收和借鉴了西夏对待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以及西夏的藏传佛教制度,西夏藏传佛教在佛经流传、修行仪规、艺术创作等诸多方面也对元代藏传佛教造成了较大影响。以杨琏真加为代表的元代河西僧人,对推动藏传佛教在元代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高丽文人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以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为中心

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三位文人生活在高丽后期武臣乱政后的黑暗年代.他们通过承袭了从新罗末开始的解读陶渊明的传统并通过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亲身耳闻以及当时文坛刮起的苏轼热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三位文人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倾向性有所不同,但其诗文都阐明了儒、释、道合流的观点,赞扬了典故中表现出来的旷迭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对脱离世俗的向往,肯定了陶渊明与慧远法师的人格.但文化冲撞中的误读现象也很突出.     

对山东蓬莱发现高丽青瓷的思索

在山东半岛蓬莱市登州古港发现高丽镶嵌青瓷,是中国第一次从古代海船上发现高丽青瓷,表明高丽青瓷从海路输入中国的历史情况,填补了中韩经贸史的空白。高丽镶嵌青瓷的面世,对中韩文化交流、经贸史、陶瓷史、航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思续录》与韩国的儒学本土化建构

中国朱熹与吕祖谦所编《近思录》于元代传入高丽,对韩国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学者有关《近思录》的注释、解说、续仿之书众多,甚至超过中国.续书之中,朝鲜末期宋秉蝽所辑《近思续录》尤具特色.该书既是中国儒学海外传承的产物,也是本土化建构的结果.对此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儒学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同时也能借此反观与省思当前复兴儒学、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使命与路径.     

张成墓碑与元代水达达路

一九二四年,在辽宁省金县金州镇发现了元世祖至元年间“敦武校尉、上百户”张成墓碑。碑志不仅涉及元代与高丽、日本的关系,而且提供了元初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的“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等史实。这是关于元代东北边疆历史的重要实证。墓碑闻世五十余年来,日本学者岩间德也曾对志文作过考释,后收录于罗福颐《满洲金石志》一书中。但前文对碑文所涉及的元代“水达达”等问题,未予详考。鉴于碑志记载对考察元代经营东北的历史甚为重要,故本文结合历史文献,着重对“水达达”诸问题作初步考探,以就教于学术界。     

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

高丽王朝与辽朝、宋朝之政治关系复杂而微妙,通过高丽王朝对宋、辽派遣使节的频率、内容、地位及高丽对这两个王朝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高丽王朝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基本理念,即高丽始终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在辽朝的武力征服和威胁下不得不向其称臣;同时高丽对中原文明怀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但这种文化认同感又必须服从于实力对比。     

高丽僧人释真静与“虎溪三笑”典故

释真静生活在高丽中后期武臣乱政的年代。他通过与中国僧人和法门之间的交流,及受因苏轼热引发的北宋文化的涌入的影响,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并由此参与创建韩国高丽万德山白莲社,阐明儒、释、道本是一家的观点,强调人与人乃至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释真静为人处世的态度近于陶渊明的任真旷达;其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则近于陶渊明诗歌的自然平淡,为当时华靡的文坛注入了一种新鲜风气。     

论僧人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相结合形成佛教书法.僧人书法是佛教书法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历来对僧人书法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僧人书法精神性的研究和类型化的比较有助于了解佛教与书法之间结合的内在联系,以及佛教美学精神对书法艺术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形式的渗透和影响.首先探讨僧人书法的形成原因及其发展演变.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交流与借鉴:宋与高丽枢密院之比较研究

唐末掌管皇命出纳、诏旨宣谕的枢密院,经过五代、宋的发展,成为掌管中国军政的最高机关。宋代枢密院的体制对邻邦高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丽和中国宋代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高丽借鉴宋朝很多,其中,也借鉴和发展了宋代的枢密制度。但是,对于两国的枢密院目前尚缺有机结合的比较研究。因此从宋和高丽两国枢密院的设立目标、组织机构、职能等方面,来分析宋代对高丽产生的具体影响,对于深入研究中韩政治文化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高丽李齐贤与性理学的传播

中国性理学在朝鲜高丽时期的传播,高丽末名儒安珦、白颐正、李穑等作出了突出贡献。而高丽末名儒李齐贤对性理学在高丽的传播却鲜为人知。本文主要论述李齐贤对性理学传播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元末明初高丽“两端”外交原因初探

元末明初高丽的国内政治,即是亲明集团和亲元集团两大利益集团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图画。高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随着高丽国内亲明、亲元两大利益集团势力的消长,其对外政策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

高丽、李朝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是通过书籍的刊行、翻译而实现的,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高丽、李朝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接受是主动和自觉的变通,接受重心集中在诗学观点上,目的在于指导本国诗人的创作实践;认同并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肯定其对高丽、李朝诗学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