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端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一个外国人，以他特殊的身份，三进三出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再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本文首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和界定 ,指出这一概念内涵的关键是释放蒋介石。以此出发 ,作者提出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同时分析了这一方针最初提出和逐步发展及最终形成的原因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

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袖,东北军的发展和壮大都留下了他的烙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面对东北军内部士气消沉,战斗素质低下,军心涣散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训。本文试图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整训的内容进行探讨,来诠释东北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杭日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二、蒋介石被迫反省,改弦更张。三、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无私无畏,肝胆相照。四、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思想演变探析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先后历经临潼兵变、应对南京方面武力讨伐、送蒋还京三个重要阶段,由此面临着三次重大思想抉择,形成了从扣蒋、释蒋到送蒋的思想演变历程。引起张学良思想剧烈演变的原因,固然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以及“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有莫大关系,但也不能忽视当时错综复杂历史背景下的非常动因。具体而言,西安事变后国内外近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与谴责、南京方面武力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空前严重的内战危机、西安内部在“释蒋”问题上的纷争与严重歧见,都是促成张学良采取断然措施、实现从扣蒋转向释蒋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张学良而言,无论扣蒋、释蒋还是亲自送蒋,都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从他在“回忆录”中对“自我”进行的审视,可概括为:“胆大”、“好勇”、“自专”的秉性,“满腹忧患”的爱国思想和“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也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张学良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学良是近代著名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军人,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他在民族危难之际,不计个人恩怨,积极支持协和师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并为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工作解除了人体解剖教学面临的重大难题。回顾这段历史,既可以为我们了解张学良生平提供新的窗口,又可见证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风雨历程。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宋美龄发挥了独特而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的举动,有力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她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她做到了情感与理智的有机结合,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以及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以至于最终滑向民族投降主义的深渊